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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可能性辛亥年的张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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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经济史家诺斯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在一切人类的自发演进秩序当中，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改弦更张的。这个意义上，一切貌似斩钉截铁的革命，等到尘埃落定时再看，也不过还是改良。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吾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亦说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与“秦政”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是我在这里无力作出的，但毛泽东在50年代作过这样的表白：“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如果我们将“秦始皇加马克思”理解为一半的“路径依赖”加一半的西方资源，那么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和君王思想。在政统与道统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力量都义无反顾地坚决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对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着墨甚少，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于威权的迫在眉睫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在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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