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 |
 |
|
|
王晴佳
有关钱穆先生的学术定位问题，特别是有关他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在他逝世以后，已经有了不少讨论。1但不管钱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响他作为现代中国一代学问宗师的地位。事实上，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虽然钱先生以史学成名，但他学问之淹博，已经使他的治学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以致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如此感叹﹕”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2但钱穆先生首先而且毕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学研究不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础，也是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钱穆的论著中，不少人都称赞他”以史证经”、”以史证子”的成功。3那么，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呢？这是本文希求探讨的主要问题。要想解答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必须将钱穆的史学置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变过程中考察，方能对他的史学成就，有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所周知，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其史学研究的传统受到了激烈的挑战，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这一改造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新史学”层出不穷，使得史学界出现流派纷陈、相互竞争、递嬗的复杂局面。在中国史学史上，二十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史学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钱穆先生置身于内，参与其间，其成就及影响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论学不立门户”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学研究有别于一些常见的流派。4因此，对钱穆史学的研究，就显得别有兴味。
1．新史学的兴起及其演变
为了正确阐述钱穆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