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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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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关系，我们似乎必须对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作一简述。中国史学的革新与改造，自然是与西方强权的侵入是有关系的。鸦片战争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觉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努力，其结果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眼界的扩大。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将一般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沿海的邻邦扩展到了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这一”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反而缩小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从原来的”天下”转变成了”国家”。中国人渐渐拋弃了以前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慢慢地把国家放在注意的中心，特别是注意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这一新的国家观中，又包含了原来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较清楚的分析。他认为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国家观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清王朝的态度。5保皇派可以将清王朝等同于国家；保国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则将国家界定为中华民族的天下；清朝的灭亡正好是保国的必要条件。但无论如何，国家的兴亡已经成为中国人注意的中心。从天下到国家，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导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勃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和1905年开始《国粹学报》上有关史学的论文，都代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年魏源、王韬等人介绍西方的著作中，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只是原来的天下观念的延伸，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国家观念的普及，原来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念已经被中西之间的抗衡、甚至中国应模仿西方的认识所取代。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他一方面将高扬民族主义视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样板，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中国史学汗牛充栋，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产生多少帮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正史”，只是专制帝王的家谱，未能记载多少中国民众的事迹，即所谓中国的”旧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6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想将”国家”作为史学著述的中心。
同样的企图也见于”国粹学派”的著作中。所谓”国粹”、”国魂”，都首先由日本学者所发明使用。”国粹学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与梁启超一样，曾受到日本现代学术的影响。在”国粹学派”追寻中国这一国家的起源及其特质（即”国粹”）时，历史学也是他们重要的工具之一。从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来衡量，”国粹学派”的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邓实就写道﹕
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也，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7
邓实像梁启超一样，以民族主义史学为基准来检验中国传统史学，由此而发出中国”无史”的呜呼。更有甚者，他认为没有史，便没有学，而没有学就没有国，于是将史学研究，将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种以国家观念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脉络。以后史坛流派纷陈，但都不脱此藩篱。钱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史学的兴起和演变时，也将钱穆的史学放在其中一并考虑。8
一旦放弃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国视为世界上诸多国家的一个成员，就自然需要对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虑。这是当时民族主义史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其实，就当时中国所处的情形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十分简单明暸，那就是在西方强劲的挑战面前，中国显得软弱无力、雄风不再。于是，许多开明、激进人士提倡改革、变法，以求中国之重振。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历史观的深刻变化，即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发展了。因为正是通过进化论，人们才将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放在一个起点上考察，以观察它们前进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于进化论，即通过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历史的比较，人们才注意到古代中国的先进和现代中国的落后，于是就有了所谓”复兴”的提法。”国粹学派”对”古学复兴”情有独衷，而五四时期的人物则提倡”文艺复兴”，都是显例。严复在那时翻译《天演论》，自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进化论的一般道理（国家之间的孰先孰后），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并不难理解。9正是由于进化论的观念显得如此显而易见、深入人心，康有为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到儒学经典中寻找其痕迹，以求证明在中国古代学问（三世说）中，也包含有这一”伟大的”真理。
由于进化论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学在中国便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要想复兴中国，就不得不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代中国的先进，具体表现在何处，又如何能对当前复兴中国的任务，提供何种帮助。于是，历史研究就带上了”目的论”(teleology)的眼光，即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能服务于当代的史实，提出新的历史解释。这一用”目的论”的眼光考察过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区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10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实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国的民族史学，呈现特别活跃的局面。如”国粹学派”对中国民族历史的构造，就力图从远古的时代入手，发现一些与现代科学相契合的因素，而将这些”现代因素”的湮没不彰，归罪于儒学的兴盛。11毋庸赘言，”国粹学派”的复兴古学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现代中国。这种出自现代的关怀而回顾、”发现”过去的作法，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标志。
同样为了”发现”过去、复兴古学，其作法可以多种多样，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史学流派。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对古代经典自有一个不断革新、变化的诠释传统。12现代学者之复兴古学，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之相联系。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末期推崇今文经学、贬斥古文经学，便是现代学者从现代的立场”托古改制”、并与已有的诠释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康有为之倡导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目的。但他对所谓”新学伪经”的指责，则为二十世纪初年的学术界的”疑古”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疑古”的风气，完全归咎于康有为。事实上，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当时（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从现代中国的问题出发，已经对现存的文化传统，逐渐产生种种恶感，视之为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们的著眼点，是将科学理性的发达视为西方文化强盛的基础，而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传统中把科学研究视为”末技”的作法，视为现代中国贫弱的主因。如果说进化论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自身的落后，那么科学主义则向他们揭示了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国现代史学的改造必须仰赖科学方法，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来，成为不少人坚守不移的信仰。
用科学方法复兴古学、重振中国，梁启超首开其例。科学史学对写作《新史学》时候的梁启超而言，就是如何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因此他在《新史学》中，将展示历史的进化视为史学研究的宗旨。但是对小他一辈的胡适来说，进化论则应该是一种科学方法。胡适对此有一段重要的说明﹕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通译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3一旦进化论成了一种历史方法，它就对复兴古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有为对”新学伪经”的怀疑，如果用胡适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缺乏详实的证据。而”进化”的方法、或”历史的态度”，则为如何证明这种怀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伪书、伪经的来龙去脉，用事实来证明其伪。由此看来，在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学术界的”疑古”风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提出怀疑到证实其怀疑。但是虽然胡适将进化论解释成一种方法，但这并未影响人们用进化论史观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化。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好证明中国传统学术中科学精神的不足。因此，进化论史观所揭示的中国的落后，仍然是胡适等人”科学实验”的思想背景。
既然缺乏科学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那么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必然以寻求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态度为主要目的。但是像”国粹学派”一样，胡适也有复兴古学的愿望。虽然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实际上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先进，仍然抱有信心，认为不会与科学的精神相差太远。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时以先秦哲学为研究对象，表明他像邓实等人一样相信，在远古的时代，中国文化中包含有科学的因素。的确，在他博士论文的起始，他就断言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中，都有逻辑方法存在和发展的例证。14从胡适的这一立场来看，他把清-证学家的方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一种，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胡适提倡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是想通过这一”整理”，发现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加以重振、复兴，以求富强。胡适将他所参与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清楚地表现了他的心态。15
但既然有复兴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文化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存在着不足，与科学的精神相背离了，因此有待现代中国人的重振。这一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适对当时中国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会的、伦理的和-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点还是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虽然有科学的精神，但长期以来并未有长足的进展，于是许多文献资料就显得很不可靠。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受到胡适的影响，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辩”的讨论。顾的大胆”疑古”，继承了康有为、廖平等人怀疑古文经学的传统，是那个时代”疑古”风气的一个集中表现。16但是，顾颉刚的”疑古”，虽然像康有为一样态度激烈，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还是胡适。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证明。17既然顾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胡适，那么他的”疑古”就必然带有求证的意图，即如何用事实来证明作伪的经过。如此一来，这一”疑古”就带有建设性的意向。顾颉刚本人也声明，他的”疑古”，是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古史。18易言之，顾颉刚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于他”疑古”成名之后，为声名所累，又由于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使他无法全力从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过，顾颉刚虽然自己无法全力以赴，但对别人用科学考证的方法重建古史，还是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顾颉刚之提拔、推荐钱穆，并非偶然，而是他在学术界的一贯作法，也是他学术理念的一种反映。19
2．钱穆与”科学史学”
对顾颉刚提拔钱穆一事，一般人都归之于顾在学术上的宽宏。20这固然没有大错，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顾之推荐钱，也是因为钱穆的治史，与顾在当时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处。如上所述，顾颉刚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辩”论战，就其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来看，是为科学史学、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胡适在评论”古史辩”的讨论时已经指出，不管双方意见如何，但都必须用同一种方法﹕”就是寻求证据”。21由此看来，”古史辩”的讨论，与其说是批判传统，不如说是为现代史学研究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现代中国史学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种学术规范，即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臬。22钱穆之为顾颉刚赏识，正是由于钱的早期史学著作符合当时史学研究的规范。
如所周知，钱穆由于早年丧父，未能上大学深造，而是在无锡、苏州附近的小学与中学各教了十年书。由于江南一带文风的熏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学，钱在教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典籍，积累了丰厚的经史方面的知识。从他自学的情况来看，他的早期兴趣以研读、诠释经典为主，与传统的学者相近。钱最初的两部著作，《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时的治学兴趣。
但是，青年时代的钱穆，虽然以教书为业，但却没有完全放弃继续升学的愿望。钱在十九岁时，得知北京大学招生需章学诚《文史通义》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两书，便购来勤读。这说明他有应考的想法。既有应考的想法，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学术界的情形，也一定关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道，他在那个时期逐月读北京的《新青年》杂志，就是他关心学术界新动向的一个证据。23既然关心学术界的动向，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文史界的风云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以后的顾颉刚，都一定很瞭解。对于他们的学问兴趣，也多知晓。事实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钱穆还效仿梁启超而自学日文，就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升学、或者进入学术界的愿望。虽然钱穆在晚年回忆时，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多有批评，但不难想像在青年时代，他还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随他们的想法的。当然，这里的所谓”追随”，并不指钱穆同意胡适、梁启超对传统学术的批评，而是指他那时对这些人的治学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
钱穆当时在中学讲授”国学概论”，并写成和以后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对我们瞭解他当时的治学兴趣，有很大帮助。应该说，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也即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钱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学讲授”国学”，就已经表示出在那个时代，学术界与教育界已经接受了那种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以国家为关怀的中心的文化理念。当然，钱穆虽然教授”国学”，但他对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24
这一段话，十分有意思。其中”学术本无国界”一语，表明钱穆仍然像传统儒家那样，没有忘怀天下。但他在同时又说他应时代之需，采用了梁启超的观点，表明钱穆在那时也愿意跟随该时代的学术潮流。
在《国学概论》书内，更有不少例子说明钱穆对”新”学问，非常了解。这一了解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钱穆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对”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时参考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与前人的论述作比较。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几个例子。譬如，在钱穆那时下力很深的先秦诸子研究中，他就参考而且同意胡适的意见，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说法不可靠﹕”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25在谈到两汉今文、古文的争论时，钱穆像顾颉刚一样，并不认为在汉代，有所谓今、古文之争。他们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时，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讨论的藩篱。26到了唐代，有关佛经的翻译，钱穆则引用了梁启超的论著。27在讲述清-据学时，钱更是大段引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他对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总结清-据学时，钱穆引用了胡适、梁启超的意见，认为这些考证的手段，代表了科学的精神，有助于史学的研究。不过，钱穆对清代学问还是有所保留。他引证了柳诒征对之的批评。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欢胡适的批评。钱穆引了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说法，认为清-证学，欠缺对”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从钱穆以后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是不满做纯粹的考证学问，而是有意成为一名”史家”的。28看来胡适对早期的钱穆，也有一定的启发。
钱穆在”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一章中，对他同时代的学者做了直接的评论。他将章太炎、胡适和梁启超视为当时治先秦诸经与诸子的主要人物。对于胡适，更是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29这几乎是”夫子自道”，即钱穆已经认识到，在那个时代即使做古代的学问，也须采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不断将中西学问做比较，看来与此认识有关。事实上，在写作《国学概论》时，钱穆已经对西方的一些学术经典和思潮，有一定的了解。30
当然，钱穆对胡适还是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更为重要的是，钱穆对东南大学柳诒征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31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说那时的钱穆对”新学问”有仰慕之心、追随之意，恐不为过。而他那时对胡适等人的反动派，则并不见的有多少同情。
譬如，钱穆在评论柳诒征在东南大学的同事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杂志》时，这样说道﹕这些人”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在简述了”学衡派”的”人文主义”以后，钱穆也只是说﹕”盖与前引二梁之书（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相桴鼓，皆对于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学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与二梁以中西分说者又微不同”。32从这些不温不热的评语可见，钱穆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并不看好。而他所认为与新文化运动可以相媲美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认识到了以后也没有改变。33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的这些意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进入学术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为虽然《国学概论》出版于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学任教以后，但据他自述，他写作该讲义，是在1926和1928年之间，也即在他结识顾颉刚以前。34该书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对当时学术界的先进所抱的比较真实的看法。从上述的讨论来看，钱穆在那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并无恶感，而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颇为赞许。因此，他在1929年认识顾颉刚以后，会马上被后者所欣赏，并非完全偶然。事实上，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颇为肯定，认为他们”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并对他们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适所谓的”历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剥皮主义”，表示有”注意之价值”。35
既然钱穆欣赏胡适、顾颉刚，那么他那时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适等人所创建的学术标准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钱穆早期的两部成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互补”的情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之写作该长文，是在写《先秦诸子系年》之后，以应顾颉刚的稿约。从他的写作宗旨来看，有不少与顾颉刚对古史的态度相契合。而钱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他认为有”价值的”、胡适的”剥皮主义”。36像顾颉刚、胡适等人一样，钱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垒，对古书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明显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希图用考证的方法，将古书的真伪作细致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钱穆对古典学问始终抱有一种崇敬的态度，不愿轻易将之摒弃，而胡适、顾颉刚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传统学术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过，在钱穆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并没有全面阐述他的学术观点。此时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著史”。这是他在那时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史家”所欣赏的主要原因。在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傅斯年在宴请外宾时，经常邀他作陪，并向外宾介绍说钱穆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俨然将钱视为同道。37
傅斯年那时欣赏钱穆的原因，与钱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立场有关。钱穆写书的出发点，是反对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即批判所谓”新学伪经”论。而他采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汉书》，将刘向、刘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迹，逐年记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就刘向、刘歆的生卒年来看，刘歆领五经只有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制造”伪经”，显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造”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权，但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成立，因为在刘歆争立古文经时，王莽还不具备篡权的机会。由此看来，钱穆的成功之处，是用历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来鉴别经书的真伪。钱穆自谓﹕”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实，皆可以返”。而”发古人之真态”，则是他著书的”嚆矢”。38这也就是说，他用考订史实的方法，重建历史、”再造文明”。难怪胡适、傅斯年会欣赏他了。如果说顾颉刚之提拔钱穆，是欣赏钱的以史证经的方法，那么傅斯年之欣赏钱穆，则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从”疑古”走向”重建”的关键时期。换言之，此时的傅斯年，已经与顾颉刚”分道扬镳”，不再以怀疑、批判古史为重点，而是想通过科学方法，重建中国的古史了。39钱穆虽然没有运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证史，但他的著作异曲同工，为重建古史做了贡献。40
至于顾颉刚与钱穆，在那个时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研究兴趣与方法的相似。在钱穆应顾颉刚之邀，写作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后，顾颉刚也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和历史》，其中说道﹕”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41虽然顾颉刚在文章中，采用了康有为”新学伪经”的不少观点，与钱穆对当时今文经学的不满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都以考证的方法，重构古史。在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和历史》以后，他又请钱穆作评论。钱穆也不讳言，对顾的”疑古”，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还未能摆脱今文学家的影响。顾颉刚回应说﹕”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42事实上，顾对钱穆研究的欣赏，也在钱的”历史考证”。正如Jerry Dennerline所言，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填补了顾颉刚1926年开始研究的新史学中的空白”。43
顾颉刚对钱穆历史考证手段的欣赏，在他1929年读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初稿时就开始了。从该书的范围来看，钱穆的写作显然受到清末民初学术界对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如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从钱穆书的结构来看，则又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埒。他们都想将先秦诸子学术的演变，做一系统的整理。不过，胡适对诸子著作的态度，有一种怀疑，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钱穆则虽也有疑，却又自然带有一种尊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区别在于﹕”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育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44这段话十分重要。钱穆等于是在说，虽然他们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却很不同。正是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钱穆以后的变化。不过在当时，钱穆还没有全面阐述他的文化、历史观点。他还是以”考史”闻名。
但或许是由于两人研究相近的关系，胡适与钱穆之间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关系。虽然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发表以后，胡适承认钱穆的学问，对人说若要问先秦诸子的事，不用问他，可以问钱穆。45但他们两人初次见面在苏州，就有点话不投机。胡适与顾颉刚两人都由于东吴大学教授陈天一的介绍而认识钱穆，但胡适到苏州中学演讲遇到钱穆，双方都觉得”意见不相得”。46钱穆到北京任教以后，又由于顾颉刚的介绍，再次与胡适相见，讨论学问，但以后还是往来很少。47这里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不同；胡适力求改造，而钱穆希图维护。而在具体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如对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8二是两人当时的治学相近，以致”同行相轻”，也有可能。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他和钱穆的关系，其性质有点类似。49
3．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
以上的论述表明，在钱穆1929年进京任教前后，他的学术研究，以”考史”为主，因此与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新史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欣赏。但在学术信仰上，已经表现出某些不同来，只是钱穆还没有机会具体论述。余英时在评论他老师的学术生涯时说﹕”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进入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这是非常道地的观察。对于这一占据”主流”的学问，据余英时的回忆，钱穆还是颇为欣赏的，认为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只是由于以后战争的破坏，才丧失了影响力。50所谓”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说史家在研究中对史料所采取的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这一标准在中国史学界的建立，自然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关。钱穆在史学界地位的建立，也显然是由于他早期的著作符合了这一标准。
但是，在钱穆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就已经在不少学者的心上，投下了一个阴影。提倡科学史学最力的傅斯年在当时，也已经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他的具体作法是，通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实证的考察，希望用考古发掘的事实批驳”疑古”的论调。而对于东北的丧失，他则以写作《东北史纲》来驳斥日本政府认为东北不属于中原大陆的说法。由于写作匆忙，他的《东北史纲》里面包含不少史实的错误，由此引起一些学者的嘲讽，认为他一方面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51但该事件说明，当时中国的学界，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九一八事变”无动于衷。
钱穆自然也不例外。据他自己说，他之研究历史，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52这里的意思显然是，虽然钱穆以前也治史学，但并没有”著史”，而是”以史证经”、”以史证子”。但自东北沦陷以后，则开始希望通过历史的叙述，来重振民族的信心。换言之，虽然钱穆以”考史”出名，但他进入史学界以后，则由于时局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改以”著史”为主了。钱穆的”著史”，包括了教学与著述两个方面。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如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国史大纲》。钱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讲授历史的开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他所担任的课程是”中国上古史”和”先秦史”。但东北沦陷以后，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扬，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开设”中国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这一课程，但在课程设置的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傅斯年提倡”专题研究”的立场出发，这一”中国通史”的讲述，应派几位专家分别担任，因此最初北大曾准备由十五位专家承担这一课程。后来由于实行起来困难，才由钱穆建议，由他和陈寅恪两人主讲。最后，钱穆自告奋勇，决定一人承担。53由此便有了《国史大纲》的写作。
在如何教授”中国通史”上钱穆与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视为钱穆与”新史家”分道扬镳的一个最初的标志。虽然这里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个教学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史学观念的不同。从傅斯年的立场出发，现代史学的特征就是史家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以求得对某一阶段历史的认知。傅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开始便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54而从钱穆讲授和写作”中国通史”的情况来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评的那样，其中既讲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意。难怪从那个时候开始，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这与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别。55
钱穆与傅斯年交恶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钱穆此时已经开始在治学的兴趣与方法上，都有了改变。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钱穆进京以后，他就很少再从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文章以外，钱穆仅在1939年写过《史记地名考》，而把其它的时间都用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特质等方面。余英时在一篇纪念钱穆的文章中用”一生为故国招魂”为题，概括钱穆的学问重点，可谓十分贴切。56这一重点在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明显。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见端倪。因此，钱穆的治学方法和兴趣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息息相关的。
钱穆得以进入北大历史系，与顾颉刚有很大的关系。本来北大想请的是顾，而顾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去北大，就推荐了钱穆。顾颉刚是古代史的专家，钱穆替代他，自然也担任这一方面的课程。57他在走上讲坛以后，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领域。由于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辩”的争论，各派立场都有代表，互不相让。钱穆自己说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教授的讲义稿在授课以前就广为散发，可见听课的学生很关心教授的立场。58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学生的兴趣和态度来说，看来是赞同顾颉刚的为多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59这虽然只是一个例子，可由此可见，当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主流”历史学家对青年学生影响之大。
钱穆在起初的时候，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据他的另一位学生杨向奎回忆，1931年钱穆到北大教书时，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级，修了钱的”中国古代史”。”按一般规定，中国古代史应当自虞夏商周讲起，但钱先生并不如此，他只是根据他的’先秦诸子系年’的内容，自先秦诸子讲起，联系史实讲下来，一年也没有出这个范围”。60但钱穆同时也在寻求变化。他也许感到那些”主流”历史学家对传统的态度过于偏激，不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改变风气。如他在北大开选修课时，就自定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希望对这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提出与梁启超不同的解释。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依该课的讲义为基础写成。钱穆的这部著作，体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从当时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来看，他之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无异是对清末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文化主流的一个挑战。因此钱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开”中国-制度史”时，历史系主任、留洋归来的陈受颐认为中国已进入民国时代，以往的君主专制-不必再研究，以致钱的课上没有历史系的学生。反而是法学院院长周炳霖（也是留洋归来的学者）认为-系的学生也应知中国-，遂令-系的学生来修，才使课得以开成。61
虽然钱穆之开”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乎一种-表态，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并没有对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自己明确的见解。他只是通过讲坛和著述，伸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希望学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学时，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长处。他在那段时间，与各派人士都有交往，达三、四十人，实践他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的信仰。62但是，正如余英时所言，钱穆虽然起初为”主流派”的学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学人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所谓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与胡适等人不太投缘、或观点相左的人。63而钱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赏识，则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虽然这些人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因此，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对左派学者有参考的价值。64从钱穆自己的回忆来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为紧密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5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66
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67这种情形，虽然发生在钱穆离开联大以后，但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也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钱穆当时的反应就是，潜心写作《国史大纲》，全面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阅读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国史大纲》以后，又花一年多的时间自学英文，以求能读原著。68到抗战结束以后，钱穆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已经不时掺杂他对西方哲人的评论，可见他对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也下过一定功夫。69
余英时指出，”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70换言之，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决定公开向西化的思潮反击了。钱穆自己也说，写作《国史大纲》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改变。”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71而《国史大纲》则是他声明立场，确定学问宗主的开始。钱穆在发表《国史大纲》（1940）以前，决定将其”引论”首先在报纸上发表，反映了他在那时的急切心情。如果写作《国史大纲》是为了褒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的”引论”就是这一立场的公开宣言。
有关钱穆《国史大纲》中的历史观点，已有不少论述，笔者也另有专文。72此处仅想以《国史大纲》”引论”为主，分析一下该书在钱穆学术生涯中的含义。钱穆写作《国史大纲》所公开的立场，可以见于两个方面。第一有关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有关当时史学界的流派。他在”引论”中开宗明义，从中国的历史著眼，正面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钱穆说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钱穆这里所谓的”历史”，有历史与史学两个意义。”悠久”指历史，而”无间断”与”详密”指中国的史学传统。钱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73钱穆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十分鲜明。
既然历史与史学是钱穆立论的主要根据，他就必然要阐明他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在他看来，史学包含”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两种。”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74换言之，”历史智识”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反映了现代人对过去的认知。这种认知必须不断更新。由此可见，钱穆的史学观反映了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以往史家单纯记述历史的作法有重大区别。75如果用钱穆的话来说，即他认为现代史学家不应像”传统派”的史家那样，”主于记诵”，而须温故知新。除了”传统派”以外，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还有两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他对”科学派”所下的定义十分明白，认为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代表，显然指的是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但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并无什么价值，下面请看他的评语﹕
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76
这一评语，十分尖锐，其矛头与其说是指向胡适，无宁说是指向傅斯年，因为胡适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傅斯年反对”著史”，以专题研究为重，又崇尚实证、客观之史学，与钱穆所言更为相合。77显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称他从来不读钱穆的书，钱穆对傅也无任何好感可言了。在钱穆的回忆录中，他还试图将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区别，认为他自己与顾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学的德国兰克学派），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78
钱穆比较欣赏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从他的解释来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提倡的民族主义史学。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时，将钱穆列于其中。79但是，钱穆对章、梁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也有批评，认为他们对传统文化，批评太多，而于西方文化，过多赞扬。因此也有必要修正。80毋庸赘言，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是这一修正工作的开始。除了该书以外，他在当时和以后的论著中，都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绍与肯定。81
由此看来，钱穆《国史大纲》的写作，是他公开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决裂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的出版，表明钱穆已经不再以”考史”为治学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扬中国文化、强调中国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为己任。自此以后，一直未有改变。据许多人回忆，1986年钱穆在台北”素书楼”的最后一课，以”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为结束，可见他直到晚年，始终没有放弃、动摇过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82钱穆如此公开地批评胡适、傅斯年，那么对方也有反应。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傅斯年代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就没有聘请钱穆回北大任教。当时未受到聘书的原北大教员，大都是因为在抗战期间与日本有所妥协而致，而钱穆没有此等”污迹”，可见他与傅斯年学术上的分歧，是他未获聘书的主要原因。钱穆在1949年以后，没有马上到台湾，而是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看来也与傅斯年在国民党政府抵台初期的隆盛地位，有些关系。
综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钱穆的学术生涯，如果从他与”新史学”的关系来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时期。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为第一时期，那时钱穆治学的特点是，逐渐走出传统，与新学问接触并有所靠拢，试图用考证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学问。这使他的著述，得到新史家的赞赏，成为当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在1931年到北大任教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逐渐与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响的人物分离，而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由此，他的学术生涯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他一人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和用正面的角度评价清代的学术文化，是他与新史学的人物逐渐疏远的标志。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则表明他已经公开与新史学的人物决裂了。不过在那时，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首的”科学史学”的地位，也已经大不如前了。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勃兴，使得人们对那种单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科学史学，兴趣顿减。而对紧密联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增加了兴趣。钱穆所代表的则是在这两派之外的另一种取径，虽然未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十分深长久远，而在近年非但在港台，而且在中国大陆，都有扩大之势。从这一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经多次”革命”，终未能改变。
在结束本文以前，笔者还想做一点说明。此文以探讨钱穆与新史学之间的关系为重点，因此便有将两者硬性对立起来的嫌疑。但这并非笔者的本意。事实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复杂性，特别是钱穆学问中的多面性。而所谓”新史学”，更是型态多样。现代中国的历史起伏动荡，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免发生变化。梁启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1937年抗战的爆发，更使得不少人为了民族大义，重新为自己的学术定位。即使是这里作为钱穆之”对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以上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反映的只是一种”暂时的”(temporal)现象。各派之间仍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历史中的持续与变化，特别是其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的分化组合，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吸引力，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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