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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的另类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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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史学著作，也是研究中国-思想和-哲学所必备的重要参考书。在西方史学史上，修昔底德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发扬雅典人的自由民主理念，马基雅维里以《〈李维罗马史〉论》宣扬自己的-理论，近代英国的LORD ACTON更是以历史研究来发扬他的“基督教自由”理念。因此，以为某种理念张目为目的的史论并不是没有史学传统可依的。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史论的人以现代观念裁判历史，虽有偏颇之处，但也是让历史研究和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紧密联系，从而发挥历史研究“过去已经显示如何建设未来“（德日进语）作用的一种手段。依我的浅见，老金先生是以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法制的观念在批判中国古人，初看起来没有道理，中国古人本来就没有这些观念，这种批判很有些像法学上严禁的“以现有法律追溯既往”。但我很理解老金先生的用意，批判古人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思考当下问题，史料只是引发思考的材料罢了，其本意就不在考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明在完全异质的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艰难地开始了“现代化“之路，这一过程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西方文明具有的扩张性、侵略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开始带有很强的被迫性，属于“救亡”性质。但随着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研究的深入，及自身艰难的“现代化”实践，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个人权利等源于西方文明的观念，确实具有相当大程度的普适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及以后的信息社会的过渡，确实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整体文明转型。客观地说，商鞅、董仲舒等人的学说在农业社会和君主专制政体下不乏合理的内容（商鞅的富国强兵，董的教化说），但确实没有民主法制、保障个人权利的观念，相反地确实充斥着老金先生批判的“专制”、“人治”、“戕害思想自由”等前现代化观念，阻碍了我们的文明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源远流长，但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沉重历史包袱，顾准先生在70年代就指出说“要发扬科学和民主，就必须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其欲冲绝传统的网罗，是为中国当下的发展。批判古人，是为了给活人让路，这也是鲁迅先生开创的传统。固然可以批评为不合学术规范，偏激等，却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我理解老金先生的文章，表面是批判中国古人，背后是对民主法制、科学精神、人文主义等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观念的追求和发扬，是着眼于中国文明的振兴的，爱之深，才责之苛。历史学对当下-的关切，有很多饶有兴味的先例。商鞅在80年代是被史学家当作“改革家”颂扬的，当时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初期，商鞅的改革勇气可以发掘出正面价值；而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主法制的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老金先生的批判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我不敢说这种史论的方式就一定好，但确实是一种有师承的、有其合理性的研究方法。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最早提出“告别革命”论，原因无外乎当时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他试图以历史研究阐明：光靠革命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表达的是他的“保守自由主义”的理念。二战中，POPPER推出思想史研究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象指责PLATO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段落，学理上不无可议之处，但考虑到那正是西方自由文明面临纳粹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文明”挑战的生死存亡的关头，POPPER是在开辟思想领域的战场，其现实的关怀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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