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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的“通变”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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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人心向背是历史发展决定力量的真理。这两点把握雄辩地证明了：古与今的阻隔是可以贯通的，人们是能够化古为今、化传统为现代的。由此我们看到，“通古今之变”，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卓越的历史智慧。
为了贯通古今，沟通传统与现代，司马迁采用了三种相互联系的方法，即批判、会通和创新。
首先是批判。真正要贯通古今，沟通传统与现代，必须经过分析批判，因为传统与现代都是精华和糟粕混杂的库藏。如何批判？一要“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语），即要立足于“今”检验古代传下来的道理，经过剖析以判断其得失，以便正确地继承。二要对现代作深入的审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合乎规律的东西，以便与传统相沟通。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司马迁能够提出独具特色的大一统理论，揭示出人心向背是历史发展最后决定力量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受到刘知几的高度称赞，说他是最具有批判现实即“述汉非”勇气的人！
其次是会通。所谓“会通”，即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前人遗留下来的传统，从新的视角进行审查和综合解释，并与现实的经验相结合，使已经获得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起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可以说，司马迁的全部史学思想都是会通先秦诸子以来百家学说中的合理观点与现实的经验形成的。如儒家的“民惟邦本”思想，法家的“法后王”思想，阴阳家的“循环论”思想，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司马迁的生活经历等等，都是司马迁加以会通的重要因素，正是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批判和综合解释，使其融会贯通，才形成了司马迁的独特的史学观。
再次是创新。批判、会通的目的在于推陈出新，即把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理论成就增添到传统的宝库中去。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一家之言”，即创新，是司马迁治史的伟大抱负，这抱负已在历史巨著《史记》中变成了现实。《史记》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是和他的不从流俗、不拘经典教条、敢于突现被常识掩盖的合理因素的批判意识分不开的。正是这种批判意识，才使司马迁能够不与俗流、圣见同是非，突破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史学的框架，创立自己崭新的史学思想体系。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为中国“通变”传统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家风和历史观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司马光的《通鉴》、郑樵的《通志》、《文心雕龙》的《通变》、刘知几的《史通》、周濂溪的《通书》以及唐以后的《通典》、《通考》等不朽名著。司马迁的“通变”智慧，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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