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天怎样修清史 |
 |
|
|
灾害的冲击下遭到搁置。60年代，毛泽东对范文澜谈起自己想多读一些清史的书的想法。1965年，中宣部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修纂清史的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七人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但是，这个计划又因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告流产。1973年，为保全编写清史的力量，清史研究小组在艰难中成立起来，暂设于北京师范大学内，直至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才得以正式成立。80年代初，经邓小平批示，编修清史被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并延至“七五”，后因资金等方面的原因未能继续。今年4月，人大清史所李文海教授和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分别向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议案，吁请政府出面组织修纂大型清史。李文海教授在议案中说，修纂清史具有文化、历史、学术、现实等多方面的意义，国内的清史研究界在经过了二、三十年的积累之后，已经具备了修纂大型
清史的条件，“现在修清史，时机最适宜”。王晓秋教授也明确指出：“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在纪念辛亥革命时，我们也应该认真总结清代的历史。我认为在清朝灭亡90年之后，由国家组织纂修清史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说：“编纂一部系统、全面、科学的《清史》任务艰巨，但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在新世纪之初，在辛亥革命90周年至100周年之际，应把握机遇，当机立断，下决心，下大力，组织和完成这一功在千秋、名垂百世的中国历史文化盛举。”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说现在是修清史的最佳时机并非凭空虚言。人大清史所黄爱平教授和杨念群副所长介绍说：历代修史一般都讲究时机，如果修早了当事人仍生活在当时的现实氛围中，没有对历史形成距离感，撰史容易褒贬失当，形不成比较客观中立的看法。而修晚了则又有时过境迁之憾，难以准确描述史实。因此，历代大都在前朝灭亡几十年到一百年之际修纂前朝史。而现在编新《清史》，历史的距离感已拉得够远，衡量历史是非善恶的标准已足以达到客观得当。此外，目前对清史的研究也已积累了大量资料，研究者们也已能在多年的东西方思潮交叉互动的影响下，对清朝历史的评价形成科学的解释思路，并在新的时代赋予新《清史》以新的观点和内涵。
看来，无论从是国家的-、经济等方面看，还是从史学界的理论准备、资料整理等方面看，现在修清史都是最适宜的时机。因此，在这次“清史修纂研讨会”上，以戴逸先生为代表的百余清史专家一致呼吁：“修纂清史，正其时也。千万不要失去时机！”
“修史也是文化建设”。修纂《清史》的意义是深远而多方面的。它不仅可以填补清代无正史的空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修纂清史还有利于深入清史研究、建设学术队伍，有利于清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修纂《清史》的意义深远而且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一点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一方面，“清代无正史”，这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性的空白。现存的《清史稿》是1914年由北洋军阀政府设馆，历时14年编成的。该书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不能一笔抹煞，但由于时代和编纂者的局限，其在概念、史实、资料上毕竟存在许多偏颇和遗漏。1959年，台湾当局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用一年的时间对《清史稿》作了部分修改，并以《清史》为名刊印出版。但此次修改无疑是过于仓促，改善不大的。因此可以说，编纂一部全面科学的新《清史》无疑是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意义的。
另一方面，修史也是文化建设，其文化意义无论对当世抑或对未来都是不可估量的。故宫博物院朱诚如副院长认为：“修纂清史称得上是当代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戴逸教授也说：“这件事情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说清朝的成绩，要举《四库全书》、《明史》，说宋朝的成绩要举出《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说明朝文化成绩要说《永乐大典》、《元史》等。后人看中国21世纪的成绩，在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最大的文化贡献是什么呢？夏商周断代工程比《清史》要小得多，修《清史》，可以说是一代盛典，是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把清朝三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将来回过头来讲21世纪，中国留下什么东西，《清史》就一定数得上。”正所谓“史为今鉴”，修纂历史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清代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
此外，在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还就清史修纂对清史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的影响交流了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祖武所长认为：“修清史十分有利于学科建设。修纂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总结清史研究成果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发展契机。”对于他的观点，李文海教授等其他学者也都表示赞同。吉林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更进一步提出：清史修纂也是一次培养和发展清史研究人才的难得的机会。他说：“就象清代修纂《四库全书》之后出现了一批史学大家一样，我们修纂清史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培养出一批史学人才。同时，由于我们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所以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修纂清史的过程中出现新的史学学派。”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这是清史学界最为关注、争论最热烈的问题。是沿袭“二十四史”还是独树一帜？怎样才能做到系统、完整、全面、科学？……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是“在继承中创新”的原则。
编修清史的意义与时机固然为清史专家们所津津乐道，但是，更为他们所关注的是编写的原则与规划。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划，修纂清史的设想就永远只能停留于纸上谈兵。因此，戴逸教授与李文海教授早在初倡修史之时就提出了“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这一关键问题。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首先，在这部《清史》的定位问题上，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所谓“定位”，即确定新修《清史》到底应是“二十四史”的延续？还是摆脱“二十四史”情结，用今人的立场独树一帜地总结清代历史。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认为，这个“定位”是《清史》修纂的前提，只有确定了编写的自我定位，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体例、语言等具体方法。
一部分学者认为，新编《清史》应是官修大型正史“二十四史”的延续。因为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它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紧密相连，无法分割，因此，为清代修史也应尊重历史本身的延续性，在史籍的撰述方式上与之相匹配。用《清史》为封建时代的历史画一个句号。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修《清史》理应独树一帜。河北师大历史系苑书义教授就明确地说：“我们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我们修清史是为现代人而修，而不是继续为封建王朝编写历史，因此我们应该从立场、观点等各个方面反映出我们的时代特点。”此外，还有一部分专家提出要以“世界眼光”撰修《清史》，亦即将清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环境中，突破“二十四史”闭门造车的历史局限。
除“定位”问题以外，学者们还对“打通清代历史”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清史研究界，历来存在着将清前中期历史与晚清历史相割裂的倾向。这种将古代史与近代史相区分的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却影响了清史研究的完整性。李文海教授认为，“作为完整的清史的研究，，不必要也不应该由于鸦片战争前后发生了社会性质的变化，就把清代前中期历史同晚清史割裂开来。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历史并没有被一刀切成两段，并没有出现历史的断裂。社会性质的转变，是一个逐步进行的历史过程。”“因此”，他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只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揭示历史的联系，探讨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为断代史的清史，应该是清王朝从建立至灭亡的全部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我们的研究要转换以往的研究视角，进行整体性的全面的研究。”与李文海教授有相同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一致提出要在新修《清史》中体现清史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无论具体的见解如何，专家们普遍达成了“在继承中求创新”的基本共识。大家认为，对于传统史学中的优长和新的、西方的史学观念都应当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这样才能既发扬中国史学的个性，又达到世界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共识，无疑反映了新时期史学家的独特“史观”和“史识”。正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的精确归纳：“我们要修的是‘清代史’，而不是‘清朝史’。”新《清史》的目的不仅是客观全面的反映清代历史发展的全貌，更重要的是揭示中国的近代化道路的内在渊源和历史规律。
为了修一部“全”、“新”、“大”的“信史”，与会专家纷纷提出要广泛吸收近年来国内外社会史、人口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做到有启迪于后人，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历史的智慧”。
要在多长的时间内修纂一部多大规模的《清史》？究竟采用旧体还是新体？文言还是白话？这些具体问题都是撰述工作落笔的前提。讨论虽远未结束，目标却无疑越来越清晰。由于这次研讨会前尚未形成修纂大纲，所以学者们的议题无法直接集中到《清史》的具体设计上来。但从涉及到的问题看，学者们对一些具体操作方法已有了初步的思考。其中，编纂体裁、语言、篇幅等问题成为了讨论的重心。
关于体裁，戴逸教授建议大致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清史编年；第二部分是清代人物传；第三部分是专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第四部分是各种表；第五部分是十至十五卷的通史；最后是书目。
瞿林东教授则认为：“如果将新纂《清史》定位于‘二十四史’的延续，那么我们别无选择要采用旧体，也就是纪传体。而如果定位不同，则在体裁上可有更广阔的空间。”
本着继承传统史学个性和优长的思路，相当一部分专家赞同采用纪传体，瞿林东教授说：“纪传体有丰富的容量，反映的历史面貌也可更加完整。如果很好地利用‘互见法’等方法的优长，纪传体为主的体裁就应可胜任修纂任务。”当然，赞成采用旧体的专家并不是同意机械照搬的方式，他们提出了“以纪传体为主，对其加以改造”的办法。如杜家骥教授提出，在“纪”的部分要以今人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决定材料的取舍，以影响清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为重点内容，并尽量反映出事件的始末。对于传记的部分，要增加能够反映基层社会重要活动的人物的传记，不再是单纯地为帝王将相立传，而包括工商业人物、医生、文人、优伶、幕宾、少数民族人士和外国传教士等。针对“志”的部分，则应把握在“制度”的范围内，并以扩充、分类等方式反映出清代特有的历史内容。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不赞成采用旧体。他们认为“新史学”已有了百年历史，现在如仍沿袭旧体，无疑意味着一种倒退，意味着对“新史学”成就的抹煞。北京大学历史系徐万民教授甚至提出：“对纪传体的改造应当是根本的，而非改良式的。不能再用旧瓶装新酒了。”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也认为，纪传体往往不能写出历史发展的大势，同时还可能切断事件的来龙去脉，造成“首尾难继”之憾。他说：“我们应当重视梁启超、章学诚等人的经验，并思考罗尔纲、白寿彝等先生对体裁方面的探索，以新的观点和方式修纂清史。历史的编纂方法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应表现出一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应当继承前人的创新精神，反映出全面的社会状况和时代变迁。”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以通史为主干”的编修方法。此外，在对于纂修时间和篇幅的问题上，学者们大多同意在10年内完成一部100卷、总字数在1500万至3000万字的巨典。
无疑的，很多问题的讨论都还将继续。比如编纂语言的问题，文言写作显然不符合时代要求，白话文却又会使篇幅大量增加，而“半文半白”又无从掌握标准。因此，对于这类问题，专家们都还在继续斟酌。尽管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但是，修纂《清史》的大体方针和基本原则已经逐步成熟起来。在一次次热烈的讨论中，那个理想的目标分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切近了。
编纂清史是文化盛举，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程。已有的准备虽令史学家们倍感信心，但我们仍需呼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
修纂清史是一项宏大的文化盛举，它需要很多人共同付出长时间的努力。戴逸教授和李文海教授在今年4月就提出：“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
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讨论与编纂。”
当然，为修清史而设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无疑是修纂工程的基本力量，戴逸教授曾说过：“清史所的成立就是为了修清史，20年来虽然人不太多，但20多个人都是长期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支力量。”事实上，人大清史所的确已与学术界一起，为清史的修纂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已出版的22册700万字的《清通鉴》、12册600万字的《清史编年》和9册200余万字的《18世纪中国与世界》等专著就是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此外，他们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编纂了规模宏大的《清代人物传稿》，为清史修纂提供了重要且高质量的基础。
在这次研讨会上，很多专家学者激动地表示，能身逢修纂清史的机会、参与这项工程，对于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是最幸运的事情了。的确，修史读史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而修撰史籍也是每个史家毕生的心愿。因此，无论这部新修《清史》是否会被冠以“第二十五史”或其它辉煌的名目，它的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都是同样重要而无可取代的。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