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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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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几年前，胡厚宣先生在回顾其治学生涯时说，他"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颇引起时人注意[注解：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275页。]。
不过，疑古和使用传说材料证古两者都是民国新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本人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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