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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历史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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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乃至求索救国强国真理等方面，史学也是创榛辟莽，开风气之先，即揭开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后来也包括向日本）学习，探索救国强国真理之艰辛历程的序幕。总之，史学变革在19世纪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摆脱民族压迫，进而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史学、史家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历史证明，史学只有扎根于社会的沃土之中，并及时回应与满足时代的变化及其紧迫需要，才能不断地调整、充实和更新，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可以说，19世纪中国史学之所以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就是由于当时的史学名著无一不是为了回应与满足时代的急剧变化与迫切需要而作。如《海国图志》在1840年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了解世界，向西方探索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和借法自强之真理的艰辛历程中曾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而《日本国志》则通过“借镜东邻”，介绍和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为戊戌变法作了前期必要的舆论启蒙和理论准备。此外，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历史昭示，19世纪在史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优秀史学家，无一不是具有鲜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清醒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毅执著的进取精神、炽热真挚的爱国情怀以及宏大恢廓的世界眼光，在求真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注重从中国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与相互影响中来考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因此，他们的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开阔视野，他们所面临的研究课题就是与现实社会休戚相关且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历史研究的深入与创新开辟了新的研究和撰述范围，并不断从现实社会的沃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获得巨大的成功。从龚自珍、魏源、张穆、王韬到黄遵宪、严复和梁启超等莫不如此。
（三）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尽管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从理论角度提到日程上来，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本身无疑已经包含了批判和继承。虽然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开始了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变革历程，但这绝不意味着史学变革是对以往古代史学之简单地“全盘否定”。相反，近代史学本身就是古代史学的延伸和发展，二者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传承关系，后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或影响着前者的进程与走势，而且也是前者发展进步的基础与起点，而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就是在批判与继承之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尽管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人们还未来得及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批判与继承之辩证关系，但是在史学变革中人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对待史学遗产。诸如在从古代变易史观向近代进化史观之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在批判变易史观中所存在的历史循环论之糟粕的同时，不仅吸收了其重视历史进程之阶段性的特点，将历史变革同社会变革紧密结合，以及强调自变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借用了公羊“三世说”的表现形式，最后，同当时传入的西方进化论相结合产生了近代进化史观。再如在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尽管人们批判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中的“药方犹贩古时丹”的“复古”迹象，但还是继承了其思考历史，关注现实和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强烈的特色。正是这种鲜明的特色直接推动和加速了19世纪后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和“救国”，从纵向参照到横向参照的深刻变化。因为鸦片战争后，最重大的现实和时务就是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借法自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深刻的变化正是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中的思考历史，关注现实和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的特色之延伸、丰富和深化。总之，在19世纪末期，虽然人们出于同封建专制作斗争的需要对古代史学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批判，其中不无偏颇过激之处，但是，史学变革的主流仍然是批判与继承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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