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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真实20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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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翻读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篱槿堂自叙》，常见有对其师的不满语，如写到俞平伯，他说：
俞平伯90年代报刊上很捧也，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了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年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文远)，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过后，心里总不是个味。
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我心里想，做学问就做学问罢啦，引曾列祖有什么必要?!(第36页)
对朱自清，他也是毫不留情，说：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但我到他的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同上)
在此之前，他还谈到了吴宓的“神经质太厉害”，冯友兰的“岸然道貌”和“由于喀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等；至于低一“层次”的雷海宗、刘崇宏，那更是每有不敬了。(参见上书 第35页)
初见赵先生的这些文字，颇不习惯，以为这样未免有失厚道；复一想，此事在赵先生，又未必，可能还是与他个人的自视甚高有关联。但真的掩卷而思，又觉得，赵先生可能还是有所指的，因为现在的回忆文，谈的多是某某公、某某先生如何如何了得，极少有说“不”字的；习惯成自然，一旦有说“不”的，往往也会引来群起而攻之，结局仍旧是了得复了得，为尊者讳之风仍甚，可略窥一斑。
从某种角度看，现今的读书人，面对20世纪上半期前辈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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