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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宋代地域文化》的学术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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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知。笔者亦不愿就此问题作无谓纠缠，因为卢著的“成功”之处不仅有目共睹，而且早已有口皆碑，只是没有人专门撰文替它宣扬而已。在此可以单讲程著的所谓“成功”之处。《力作》作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基本上就是上述的那四句赞语，接下来对它们稍作分析。
这四句赞语可以分作两点讨论。先说“其理论之精辟”，这是与其“篇章结构之独特”联系在一起的。程著共八章：第一章，“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第二章，“各地文化概况及人才素质”；第三章，“各地教育状况”；第四章，“科举制反映的地域文化差异”；第五章，“宗教文化的地域分布”；第六章，“各地学术状况及特点”；第七章，“艺术的地域特征”；第八章，“地域文化的传播与结果”。这样的一个“篇章结构”，认为其“独特”，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力作》写道：
“从中可以看出，该著已涉及到风俗、人材、教育、宗教、学术、艺术、地域文化差异、地域文化的传播与结聚诸多方面，已基本包括了历史文化地理（或可称之为‘地域文化’）的所有主要内容。”
这便叫人难以接受。且不说“文化地理”与“地域文化”是否一个“或可称之”的关系，这句话的前半在逻辑上就欠通。其所列举的各点在概念上不应该并列，“风俗”、“人材”、“教育”、“宗教”、“学术”、“艺术”是文化要素，个中“人材”、“教育”、“学术”、“艺术”在实际上多有交叉；而“地域文化差异”、“地域文化的传播与结聚”则属于文化地理问题，它们对前述要素有包含的关系。况且，这些东西绝不足以涵盖历史文化地理的“所有主要内容”。从文化要素上讲，方言，对历史文化地理而言第一等重要的文化要素，尚不在程民生先生的视野之内；从文化地理问题来看，文化区划、文化生态这些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也未进入程先生的意识当中。
就是这样一个篇章结构，《力作》发出了“其理论之精辟”的赞叹。笔者对此颇有存疑：不知程著的“理论”安在？遍检该书，既没有发现作者对于“文化是什么”、“历史文化地理该研究什么”以及“历史文化地理该如何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作出阐述，也没有看到作者对各个专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加以说明，甚至连各章在全书中的意义都找不到交待。姑以“篇章结构”作为其“理论”的具体表现罢，八个一级标题已如上述，笔者捉不住程先生对它们进行组织排序的思路，尚未体会其“精辟”之处。再看二级标题。这个不能细说，且以前人较少就该时期进行全面探讨的第一章“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为例：第一节，“北方风俗的基本特点”；第二节，“南方风俗概况”；第三节，“各地风俗比较”；第四节，“乡土观念与地域偏见”。这里，思路比一级标题是清晰了不少，但笔者仍不敢奉献太多的恭维。其所谓“各地”，只不过停留在“南方”和“北方”的尺度，这样的“风俗特点”还有什么不好谈的么？事实也正是如此，其第一节所述北方基本特点为“质直忠厚”、“劲勇强悍”、“勤劳节俭”，第二节所述南方基本特点为“灵巧轻扬”、“柔弱”、“奢侈”、“好讼”、“趋利重商”，仅此而已。南、北方各自既没有进一步的地域分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经济各项民俗习惯在各地分布的具体情形也一概置之不理，如果说这是一种“理论”构架的话，且慢说“精辟”二字，连学术性之有无都是要大打问号的。——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不就是这样谈的么？如果硬要找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汉志》的地域划分更细致，所谈的各地风俗特点更丰富多采。
再来说说其“论证之严谨妥切”，看来所谓“学术价值之非同凡响”须通过此点才能得以实现。《力作》列举了3条小考证的例子，以说明程著的“学术态度十分审慎”。这一点笔者也很愿意欣赏。现在的学问，考据精神是越来越少了。但对于《力作》同时列举的其他论据，笔者则颇有点不敢以为然。其一曰“资料充实”：
“除宋史学者通常采用的《宋史》、《长编》、《系年要录》而外，程民生先生还广泛涉猎了宋人文集、类书、笔记、全国总志、各地方志、金石资料等。”
这句话不够力道。现在哪位宋史学者“通常采用”的还只有《宋史》、《长编》、《系年要录》呢？最起码也要包括《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及相关的宋元文集吧？在这里，程著是否真的“资料充实”姑置勿论，这话语至少给人一种联想：宋人文集300余种，假如只看100种，算不算“资料充实”？如果能够指出来某专题研究共有多少资料，而程著用到了多少，那样才让人油然而生信服的感觉。
其二曰：
“更值一提的是，鉴于相关史料在地域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特点，作者也采取了弥补的办法，具体的措施就是制作系统的统计表格。”
对此，程民生先生自己也颇为得意，其在“后记”中称：
“费十多天时间列出一张表格，虽只占半页或仅一二行，其价值却不可低估。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不小的努力。”
这些可以分两造来谈。《力作》所言显然没有道理。制作表格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直观，怎么可能对“相关史料在地域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有所“弥补”呢？制表人总不能对没有史料的地方无中生有吧？如果能“弥补”，那就是画国画了。此论原出自程先生的后记，而上文所引的程先生自况尤属过分。笔者是不可能相信其“每一张表格”都要“费十多天时间”的。试想，该书“正式写作开始于1995年元月2日，至6月份写出了初稿”，最后“于1996年8月初，抄改完毕”，通共不到20个月的时间，中间“又用了半年时间一头钻进书中，如饥似渴地（原注：这个形容词一点也不过分）吸取新的营养”（见该书“后记”），就是说，写作只有14个月的时间——如果那“如饥似渴”的“半年”等于6个月的话；书中的表格28幅，以平均每“一张表格”费时“十多天”为15天计，已需420天，按每月得30天亦合14个月；这样一来，该书的20多万文字便不知道是谁写的了。这大概是程先生所虑不周之处。再以表格的价值而论，似乎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低估”的。且以其第二章第四节“人材的地域分布”为例，这是程先生在“后记”中着重点出的得意之笔，曾在一份很高级的专业刊物上单独发表过的。程先生在给出统计表之前说：
“关于宋代人材的地域分布，曾有人做过一番统计。其统计资料重要来源之一，是现存的宋代地方志，而这些地方志数量并不多，仅限于30多个州县，全在南方。据此统计的数字不能说明各地人材数量，更没有比较价值。”（P131）
对此笔者不无遗憾。程先生仅仅以人家所用资料“之一”——饶它“重要”罢，遽尔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恐怕总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本想将那份统计找来与程著合读，但程先生不肯指示所谓“有人”是谁，笔者只好引领而望之。顺便说一句，程著在讨论问题时从不交待前人的成绩，仿佛所做的都是开天辟地的工作，这是欠妥当的。
程先生在该节共给出了7幅表，所有的资料来源只有一个，即《宋史》。对此，笔者颇不满足。《宋史》既不是常人看不到的材料，又不是前人没有以此作过统计分析，纵使程先生做表分幅再多，说它们价值如何不得了总说不大过去吧？诚如程先生所言，宋代“人材分布的量化研究，唯一比较系统的资料就是整体性的《宋史》列传”（P132），但这不应该成为程先生以之为统计资料唯一来源的理由，有见识的研究者应当有能力独辟蹊径。真正的“成功范例”从来都是不落前人窠臼才创出来的。
其三，《力作》说：
“由于资料充实，论证严谨，故而相应提高了该著的学术质量，使其所得结论多公允可信，足以成为定论。”
对此，笔者不知从何说起。还是举例说明。该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个专题讲“佛教宗派的地域分布”，程先生开宗明义提出一个倒装的结论：
“宋代佛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主要派别，即律宗和禅宗。……以地域而分，北方多律宗，南方多禅宗。”（P269）
这个结论笔者不必赞一词。因为书中提出的“资料”已经“充实”地作出了否定：在北方既有洛阳“无座不谈禅”的盛况，在南方也有天台宗、华严宗的中兴。作为上引结论的补充，程先生进一步申述道：
“宋代北方地区佛教分布的两个特点：一是旧现象，即律宗占主导地位；二是新现象，即南禅于北宋中期开始北上传播。”（P273）
这一结论笔者仍不必赞一词。其所谓“旧现象”，即宋代以前北方佛教是否“律宗占主导地位”，许多佛教史著作对此都有阐述。而其所谓“新现象”，即南禅于何时“开始北上传播”，一般禅宗史著作对此也早有共识。论著太多，恕不列举。程先生连这些起码的专业知识都没有作好准备便率尔操觚，笔者不知其“论”如何可“定”？
且到此为止，毕竟对程著作全面评价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末了笔者只想再说一点：给学术著作定位应该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捧要捧到好处，批要击中肯綮。如果评论者的客气不恰如其分，被恭维者也许出于世俗的需要而利令智昏，但对学术、对社会、包括对当事者本人，实际上都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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