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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殖民主义史研究的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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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1995年，该系还举办了一次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有关会议报道和讨论文章详见《北大史学》第3辑),可以说是国内史学界对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一次集中、全面与深入的研讨。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印度史专家林承节教授和非洲史专家郑家馨教授的两个主题发言展开。林先生的主题发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为指导，首先批驳了“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比较偏颇的观点，而后又深入论述了殖民主义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接着他就对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展开具体论述。林承节教授认为，殖民主义对被统治国家的社会改造具体的包括破坏性使命与建设性使命两方面。这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先破后立，破立结合，逐步推进。这种“双重使命”主要是依靠经济力再加上国家政权的力量双管齐下而实现的。关于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评价，林先生认为，“对它的一切破和立的行动都要抱分析的态度，要看到无论实现破坏性使命或建设性使命，都包括有益有害两个方面，既不能不加分析的把它做的一切都当作功绩看待，也不能因为有害的一面就否定它起的有益作用。”当然对不同殖民国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林先生把“双重使命”看作是殖民主义对被统治国家的一种社会改造作用，其有害的影响夹杂其中，而不把“双重使命”本身看成是积极与消极,推进与阻碍两方面的混和体,似乎也值得商榷。
郑家馨先生的主题发言《具体分析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在一开头就强调“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对亚非拉殖民地的作用和意义，无论从纵向或者横向考察，都应该强调具体分析”。而后他以世界体系为线索，具体论述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尤其是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作用。他认为“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作用’使用的是暴力而不是经济力”，而且“殖民主义在破坏的同时，移植或重建的生产关系都是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并不引起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在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既不可能肩负‘消灭旧社会的使命’，也不可能肩负‘建设性使命’。”这实际上与林承节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那么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的二重性表现在哪里？郑先生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它在突破世界的原始闭塞性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即世界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进程。此后郑先生就对不同时期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做了重点论述。他认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 的出现和完成，“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才具有可能性。”而它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是很不同的。比如说在印度就完成的比较好，但在热带非洲则不尽然。破坏性使命在热带非洲完成的非常有限，根本没有破坏旧社会的结构，它“未必充当得了尚未到达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而其建设性使命完成的更差，因为“殖民主义在世界所有外围地区中，对热带非洲工业商业发展所施加的限制是最严厉的。”
谈到对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人都是认同的。比如，梁志明教授就提出“不能套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来解释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及影响。”董正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历史”。他以日本在台湾、朝鲜的殖民地农村政策为例，说明殖民统治对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保存，从而证明“以半封建的农地制度为基础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不可能肩负起在殖民地消灭旧社会的使命。”因而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应当强调具体分析。但是，也有学者从另一侧面对日本殖民主义进行解释。比如，已故著名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教授就提出，最近有的西方学者“研究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朝鲜的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建立的工业基础的情况，也就是所谓建立新的‘物质基础’方面的使命，分析还是客观的，值得我们重视。”由此可见，我们从对殖民主义研究比较僵化教条的模式开始趋向灵活具体，这是尤为可喜的成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还有不少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比如，郑家馨先生强调具体分析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但是对不同宗主国的殖民主义则重视不够，缺乏分析。这在后来董正华、李安山的发言中都有所补充。董正华指出，18世纪以前的西班牙和二十世纪半封建的日本就缺乏大英帝国那种破坏能力。李安山更进一步提出，除了宗主国情况不同、时期不同、殖民地不同这三种具体情况外，还要具体细致地研究在殖民地区域不同、条件不同、社会集团不同等情况下，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是如何具体体现的，这就需要把问题更进一步引向深入。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就是如何具体分析北美、澳洲等地白人移民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情况。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以前，它的白人移民同宗主国、同土著居民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学者们目前很少论及殖民主义对这些地区的“双重使命”，因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在讨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时，很多与会者对殖民地国家发展动力和机制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罗荣渠持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他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内在的自我变革的力量，故这种社会革命需要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引发。”潘润涵教授的看法则不尽相同，他认为，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具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东西方社会除了各自具有自己的特性之外是沿着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走的。……资本主义不是欧洲文明所独有，它曾光顾过亚洲广大地区，……问题在于，欧洲的殖民入侵打断了这一发展进程。”也许，从学术的视角判断，罗先生的观点是比较客观冷静的，尽管冷酷的叫人一般难以接受。潘先生的民族感情非常强烈，言辞也很有感染力，但问题在于，亚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闭的环境下是否能长成真正的资本主义参天大树，这是令人怀疑的。尽管如此，二者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都主张推翻殖民主义，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正的现代发展。这一问题是理解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两位先生的争论也许会给我们一点启示。
李安山教授在最后的发言中提出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殖民统治的影响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无时不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对马克思的一些具体结论或提法要实事求是的对待”；特别是，在分析殖民统治的使命时，“切忌将道德评判与历史研究混淆”。从研究殖民主义问题的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评论颇有见地。
把西方新的理论成果引入中国的殖民主义研究，是近年来的可喜成就。还在80年代末，董正华教授就写过一篇《长波理论与殖民主义史的研究》{1} ，把“殖民扩张与收缩的长波”理论率先介绍到国内。该文不仅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且还对此作了很好的评析。到90年代，董正华又把英国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成果{2} ——《殖民帝国：十八世纪以来比较通论》和《殖民主义（1870—1945）》介绍到国内。李安山的《依附理论与历史研究》{3} ，对依附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他认为依附理论“对拉美以及第三世界历史和现状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对第三世界的历史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也指出了依附论的一些缺陷，最重要的就是“它一味强调外来因素而忽略了本国因素，从而蒙上了一层决定论的色彩。”尽管如此，李安山仍强调“依附理论是第三世界对社会科学所做的‘第一次真正的贡献’，并且它为后来兴起的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课题与启示。这一看法是中肯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名著的翻译出版，也可以说是学术成果引进中的重大收获。”
二
近年来，关于殖民主义史通史性著作的编撰与出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除了王助民等著的《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殖民主义史·南亚卷》（林承节主编,1999年）、《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梁志明主编,1999年）、《殖民主义史·非洲卷》（郑家馨主编,2000年）。这套书内容翔实，立论有据，自成一体，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殖民主义通史编撰方面的空白。
林承节先生主编的《殖民主义史·南亚卷》，主要记述了殖民统治在南亚地区的建立和南亚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作者分五阶段（殖民主义入侵前、早期多国殖民和纷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英国独占时代以及英国殖民主义在南亚的终结时期），主要以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印度的反抗斗争为典型和重点，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为指导，深入论述了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矛盾运动中的互动作用以及殖民统治对南亚地区在-、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和南亚地区反抗、变化与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愤怒的揭露、批判了殖民主义的罪行，高度赞扬了民族斗争在殖民地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总结了民族运动的经验教训。全书脉络清晰，视野宏大，既洋溢着作者强烈的感-彩，又不失客观公允。作者还采取了典型论述与比较研究的手法，使重点更为突出，内容更为深刻。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不过，我觉得，这卷书与一般的地区近现代史相比，它的殖民主义史特色，还不是特别鲜明。这主要表现为有关殖民统治政策特点以及殖民主义制度的内容偏少，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偏多一些。另外，作者在论述殖民统治与殖民地反抗的关系时，仍有把二者割裂开来的倾向，好象联系不够紧密。
梁志明先生主编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完全以殖民主义的发展与兴衰为线索，系统的、分阶段的阐述了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发展的全过程。本书重点阐述了近代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侵略的动因，殖民主义在东南亚扩张史的分期，殖民国家在东南亚殖民地的殖民政策与统治方式，殖民主义对东南亚经济、-、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影响以及殖民主义崩溃和东南亚国家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全书以中心—外缘的世界体系理论为指导，视野宽广。通览全书，可以清楚的发现东南亚国家是如何一步步的被边缘化，从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去的。在写作方式上，本书采取地区综合论述与不同国家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手法，既反映整体，又表现特色。例如，在论述殖民早期史时，先分别阐述各殖民国家的殖民入侵与统治——葡、西两国是贵族、商人、教士三位一体的，以总督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殖民专制统治体制，荷、英、法则主要是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体，殖民贸易公司为工具的统治形式。而后总述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亚早期殖民活动的特征与影响——总体上都是实行的以重商主义为主的殖民政策，至于影响，则只是使海岛地区的部分国家日益殖民化，但对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微弱，只限于表层。这样分总结合，脉络非常清晰。在比较研究方面，本书也做得相当出色。例如殖民早期葡萄牙、西班牙殖民活动与英、法、荷殖民活动之比较，英国在马来亚与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之比较，美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之比较，日本与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殖民统治之比较等,既形象,又深刻,让人一目了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重要的问题，本书也尽量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对暹罗免于沦为殖民地原因的分析，本书综合各种见解，做了全面、历史的考察，认为基本原因是当时的国际格局，主要是英法之间在中南半岛争夺的形势决定的，改革是其保持独立的重要内因，其实行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政策及与中国领土直接接壤的地理条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和条件的综合作用使暹罗免于沦为殖民地。这种解释既不偏不颇，又重点突出。再如对蒂博尼哥罗起义的论述。这次起义是印尼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作者敏锐的指出“它与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历次起义大不相同”，“资本主义因素通过宗主国对殖民地社会发生了影响”，“印尼社会开始向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虽然它有各种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印尼进入近代以后，为反对荷兰加强殖民统治和剥削、阻止爪哇社会发展而进行的第一次民族战争”。不过，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次起义“客观上已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则似乎有拔高之嫌。
郑家馨先生主编的《殖民主义史·非洲卷》，主要论述“1415年以来500百多年英、法葡、德、意等欧洲国家在非洲大陆殖民统治的轨迹，他们在各个时期所奉行的不同殖民政策和制度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关系，并深入研究殖民主义因素对南非、西非、北非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非洲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教训”。本书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四个阶段，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及世界体系的有关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上阐述了非洲殖民主义的统治政策、特点和作用等。作者把宏观的理论与综合的论述紧密的融合在一起，首先就让我们在头脑中有了一幅非洲殖民主义的完整清晰的画面。即非洲殖民主义经历了从单纯的血腥奴隶贸易——一种“人类血肉”的掠夺到多样性的殖民主义形式，包括禁而不止的奴隶贸易、流动劳工制度、移民政策等，再到瓜分非洲的狂潮及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的有效实施，最后到殖民主义的撤退及崩溃一个完整的历程。而后本书又分时期、分国家、分地区，具体展开下去，把综合论述与个案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剖析了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运行轨迹。这卷书在一些重要的理论方面有新的发展。比如对有关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本书认为，殖民主义并不与资本主义完全同步产生和发展，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实际上也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跑过其大半历史历程。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与以往殖民制度的比较方面，作者认为它们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殖民剥削方式和殖民扩展范围上，更重要的在于殖民制度的作用和殖民地性质上。对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本书作者认为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中都是既有消极方面，又有积极方面。要把两种使命作为一个整体，看作一个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步骤。在过程的开端，建设性作用就寓于破坏性作用之中，而在整个过程中，破坏性作用同样也寓于建设性作用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之中两个并存而又矛盾着的方面，是一个非常深刻、辨证的悖论。另外，本书对新殖民主义理论、非殖民化问题等都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一些重要的有争议的具体问题，郑家馨编的这本书也有自己的结论。例如对奴隶贸易问题，本书强烈批驳了所谓奴隶贸易防止非洲人口-，因而起过积极作用的观点，认为非洲人由于奴隶贸易，其经济、-和心理方面所受的影响都是极其有害的。奴隶贸易制度是近代殖民主义制度一项极其特殊的形式，并最终招致殖民（占领）制度。对于19世纪英国对非洲的殖民政策，本书作者针对过去那种认为从19世纪开始，英国便力图控制非洲大陆大片领土及其居民的流行观点，指出这一论断不合实情。作者认为要正确评价英国19世纪对非洲的政策，不能脱离当时英国的全球殖民政策和英国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据此，英国不可能推行扩张领土的政策，因为那样根本得不偿失。对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问题，本书对“外交战略论”、“地区危机论”和“经济帝国主义论”等西方论点进行重点剖析，指出其借鉴之处与不足，最后得出结论：“瓜分非洲并不是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也不是由任何单纯的动因促成的，而是以经济为主的、包括-、外交、战略、科技等各种因素的‘合力’构成的历史必然性运动。”对于殖民主义从非洲撤退原因的分析，本书认为片面强调任何一个因素作为殖民主义撤退的唯一原因或主因都是不可取的，事实上，由于战后殖民地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的不断壮大，国际反对殖民主义力量的空前强大，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力量的严重削弱等互相影响的力量变化及其共同作用，即合力的作用，终于导致殖民主义势力的撤退和几个欧洲殖民帝国走向终结。这些结论都立论有据，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本书另一大贡献则是在以前我们研究薄弱的地方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这包括对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研究。作者对它们的殖民政策、殖民特点、殖民制度、殖民撤退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例如对于葡萄牙“有选择的”同化政策的论述，对比属殖民地“利奥波德制度”及“殖民福利制度”的剖析，对德国在东非实施的阿基达制和莱瓦利制的阐述等，都是过去国内学界重视不够的。
总之，这三卷书尽管各有特色，但作为殖民主义史系列，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在宏观的理论方面，三书都吸取了世界体系理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等内容，从整体出发，视野宏大。在具体内容方面，三书都重点剖析了英法等一些主要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政策、特点以及它们对殖民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并重点研究了一些殖民地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在视角上，它们大多选择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主要切入点，分阶段深入剖析了两者之间的互动联系，非常新颖。在写作方式上，基本上都采取了综合论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手法，并且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了一些应有的比较研究。尽管这三卷书并非尽善尽美，但毕竟成功地开拓了殖民主义史研究的新领域，它体现了当前我国殖民主义史研究的最高整体水准，是我国殖民主义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
三
宏观的理论研究或大部头的通史著作都必须以扎实的具体研究或个案研究为基础。近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其论文与专著{4} 数不胜数。具体来说，在地域上，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以及英法西等殖民国家几乎无所不包；在内容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几乎面面俱到；在时间跨度上，从殖民主义产生到殖民主义终结，贯穿始终；在侧重点方面，或强调殖民统治对殖民地国家造成的恶果，或深入论述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国家在某一方面的积极影响，或重点阐述殖民扩张、殖民主义对宗主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或专门论述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及其调整与改变。
韩琦教授的专著《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论文《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对殖民统治者在拉美实行的经济制度、-制度、宗教制度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欧洲的发达是以牺牲美洲土著为代价的，殖民制度的遗产阻碍了拉美社会的发展。金计初研究员的《新大陆的发现与巴西早期发展》等文章分析了殖民地早期发展及其对宗主国的重要影响。除了80年代林被甸教授的《独立战争前夕西属美洲资本主义因素问题考察》外,金计初的《拉美早期资本主义的探索》、冯秀文研究员的《也谈殖民地时期墨西哥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陆国俊研究员的《论独立运动前夕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因素及其特点》、郝名伟研究员的《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特征——一种研究方法的提议与试用》等则重点阐述了殖民统治对拉美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影响及拉美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发展。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对拉美的殖民主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它各地如南亚、东南亚、非洲的殖民主义研究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
在个案研究方面，李安山教授的专著《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是关于殖民主义个案研究的成功范例。作者精心选择黄金海岸殖民地东部省为个案，从东部省的农村社会反抗的角度入手，把殖民主义统治同殖民地农村社会反抗的互动联系的历史画面生动、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过程中，宗教领袖与世俗权威的斗争、人民与殖民政府的敌对，平民与酋长们的冲突，下属酋长与最高酋长的对立以及由于可可肿芽病导致的-与科学的矛盾都向我们深刻展示了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的深刻变化和在黄金海岸引起的强烈反应。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殖民主义在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两难境地，当殖民政府将土著酋长结合进自己的-体制后，它在当地-舞台上造成了两个不能解决的难题：酋长权力的合法性和酋长对权力的滥用。这些问题引起不同社会阶层的反抗。”必须看到的是“农村社会反抗在地方-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引起了殖民政策的改变；在向殖民主义体制进行挑战的同时，农村社会反抗将传统的非洲平民转化为-参与者，从而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并注意运用国外最新的理论成果，因而其研究在深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他对阿比瑞瓦宗教运动的研究。通过对其起源、传播及最后遭到镇压过程的详细论述，李安山深刻论述了殖民统治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影响及各种社会集团的不同反映。即殖民统治剥夺了加纳传统祭祀集团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因而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这就修正了以前这一专题研究中强调宗教领袖个人品质的倾向，而是把宗教势力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代表来做整体的分析，研究更为深入。再如，作者对平民组织阿萨夫团队及废黜事件的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酋长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外，代表平民阶层的阿萨夫团队构成了当地的第三支-力量。他们本来在传统体制中就起着重要的制衡作用，而且将代表和保护平民们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职责，因此随着在殖民统治下酋长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酋长对权力的滥用及酋长地位的商业化日益显著，阿萨夫团队通过不断的发起或参与废黜酋长事件来奋起保护平民的利益。由于作者把废黜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分析框架和历史背景之中，因而才得出以上很有启发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李安山完全舍弃了两极对抗的简单模式，剖析的更为灵活、具体与全面。例如他对可可肿芽病事件的分析。书中论述了弱小的农民经过组织可以变得十分强大，在反抗富人或强者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要求。砍树事件就是如此。虽然殖民政府砍掉有病的可可树，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有利于殖民地的长远利益。然而由于殖民政府处理不当，导致了农民们的强烈反抗。这种反抗与民族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严重威胁了殖民统治。在反抗过程中，斗争双方的妥协和双方内部的歧见也时有发生，并不是简单的两极对抗，这主要取决于各集团内部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与加强。由此，李安山认为，农民反抗是非常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总之，全书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线索而展开，脉络清晰。即英国殖民主义者为维护它在加纳的殖民统治，保证其间接统治的有效实施，将土著酋长整合进自己的-体制，极力扶植、强化酋长的权力，却完全无视加纳传统的-制衡机制。这导致了酋长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和酋长对权力的滥用，由此大大损害了传统的-力量，如平民、祭司、下属酋长等的-权力与经济利益，引起它们的强烈不满与强烈反抗。农村社会反抗在地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引起殖民政策的改变，动摇了殖民统治的根基，成为后来民族运动的先声。
在对殖民主义的综合性研究方面，中青年学者高岱作出了重要成绩。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5} ，介绍、评析了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关于殖民主义研究的状况，并研究了殖民主义制度、殖民主义体系、殖民主义终结等问题。在《论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与构成》一文中，高岱把殖民主义从产生到确立殖民统治制度再到形成殖民主义体系的历史作了精练的概括与阐释。他认为“殖民统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殖民主义制度的出现到殖民主义体系的最后形成，其间存在着一个较长的过程。”“它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是新一轮殖民扩张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国际法逐步完备与发展的结果，1884年召开的柏林会议是它最终形成的标志。”关于殖民主义体系的构成，高岱把它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殖民地、保护领与保护国、托管地。三种类型虽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在对宗主国的依附程度上存在差别，但未改变殖民统治实质。同时，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专制统治的特点比较突出。高岱后来在《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特点评析》一文中，分别以英法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体制为范例，专门对此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通过对1850—1945年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析，不仅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殖民主义统治特点的了解，也让我们对殖民主义最后终结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在其《殖民主义的终结及其影响》一文中，他对殖民主义终结的原因作出详细的分析。这包括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作用，英法等殖民国家本身不堪重负，美国与苏联的介入以及滚雪球效应等。对于殖民主义终结的影响，高岱作了客观的阐述：殖民主义的没落使欧洲殖民统治土崩瓦解，导致了许多新兴国家的诞生。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主要表现为：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停止不前，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依附地位，始终处于欠发达的状态。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恶果。最后，高岱呼吁，既不能脱离国际经济体系而封闭性的求发展，又要打破数百年殖民统治所形成的不合理经济格局。然而“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有待欠发达国家人民的长期努力。”
总的来看，90年代以来，我国的殖民主义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从个案研究到综合研究，从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到宏观的理论研究，较以往相比，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不足与缺陷也是难免的。例如，我们大多数的具体研究缺乏宏观理论的指导，只是局限于就事论事，而且研究的视野大都不够宽阔，显得比较琐碎；在研究的领域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薄弱之处，象中亚、西亚等地的殖民主义研究我们就很少涉足，对殖民国家的研究也总是集中于英、法、西等殖民大国，对比利时、意大利等一些小殖民国家的研究显然重视不够；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总是过于强调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或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与反抗，二者经常是割裂开来的，却往往忽略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系；在微观的比较研究方面，虽有少量文章{6} 发表，但力度、广度与深度显然不够。这包括不同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之比较，同一殖民国家在不同殖民地的殖民统治之比较，不同殖民地国家发展与反抗之比较，不同殖民国家在同一殖民地殖民统治之比较等等方面。只有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把握与认识殖民主义问题。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研究能扬长避短，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进展。
（于展：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注释：
1 董正华：《长波理论与殖民主义史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 董正华：《D.K.菲尔德豪斯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北大史学》，1994年第2期。
3 李安山：《依附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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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岱：《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考释》，《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西方学术界殖民主义研究评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论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与构成》，《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特点评析》，《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殖民主义的终结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6 孙福生：《西方国家的东南亚殖民政策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刘念波：《试论近现代东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历史的影响》，《徐州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陈奉林、靳颖：《东西方殖民主义之比较研究：以日本和欧美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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