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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史学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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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事实,讲究的是实证,所以历史上成功的著作,常被人冠以“实录”之美名。
三是经世的传统。史学研究,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立足现在,面对未来,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史学历来具有浓郁的经世色彩,而且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资治通鉴”既是其重要目的,也使它和普通的远离-的“小学”区别开来。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明道、求真、经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中国史学世代相承的学术精神,从不同的侧面赋予了中国史学理性而充满活力的学术特色。而中国史学数千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些宝贵精神传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研究如果不以明道为目的,史学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繁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玑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堕落为服务于陈年往事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史学家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学术的必要尊重,脱离史实,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历史学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传统,堕落为“玄学”。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史学家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整理国故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将不但会缺乏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史学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经世致用庸俗化为歌功颂德,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历史学就会堕落为“俗学”,也会丧失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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