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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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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华二百周年的庆祝大会讲话中谈到“贸易关系不仅仅是商品交换，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意识的交流，掌握好了就能产生了解与交谊。”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亦持此种看法。
汪熙、邹明德仔细研究了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其结论是：在鸦片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政府已逐步由一般性地鼓励华贸易逐步发展为以-和军事力量为后盾，要求在中国本土取得与其他列强（当时主要是英国）一样的侵略特权。美国对华“利益均沾”的侵略政策，事实上在“望厦条约”鉴订以前就已经确定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处于不断的骚动与战争中，无力兼顾海外贸易，这给美国海外商业扩张提供了天赐良机。在短短几十年中，美国对华贸易的份额不及英国，但很快就大大超过了法、荷等国仅次于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美国由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顾不上向东方发展，因此美国商人在东方不象英国商人那样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由于经济发展比较弱小，本来商船总是尽量避免同中国政府发生公开对抗。三十年代后，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步强盛，以及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及清政府腐朽无能进一步暴露，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多趋向于支持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突破，使美国商人在同英国商人的竞争中不处于劣势。三十年代后期，由于中英两国鸦片问题而关系紧张，美国对华贸易也处于关键时刻，促使美国政府紧跟英国侵略者聚的政策。1843年5月，国务卿维伯斯特给特使顾盛的训令中说：“若其它国家公开享有比美国公民更多的特权和商业便利时，美国政府不能与中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梁碧莹认为，早期中美关系基本上是贸易关系，“大体上是平等相处的关系，但也反映着向侵略与被侵略转化的趋向。”
那么又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呢？宋子认指出，无论在各国输入中国鸦片总额中的份额，还是在美国输中国货物贸易中的比例，美国对华贸易“总起来不超过十分之一”，这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只是“一个疵点”。李守郡却不同意这仅是一个“疵点”，他认为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种侵华活动，”“并不断破坏着早期中美贸易，毒化了早期中美关系”。在几十年的鸦片贸易中，美国鸦片贩子以肮脏的鸦片，无耻的手段，破坏中国的法律法令，同时与英国等进行争夺，使鸦片贸易不断扩大，烟毒泛滥全中国，鸦片烟局“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吸食者日众。美国毒贩榨取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钱，更进一步加到了中国的-，经济以及社会危机，使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吏治更加败坏，财政危机严重，外贸出现逆差，白银外流日益严重，且进一步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严重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致使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笔者认为，早期中美经济关系就其产生和发展都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和社会历史根源，我们不能否认在早期中美贸易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互惠互利，平等交易的性质，也绝不能否认在美国对华贸易中鸦片贸易的可耻卑劣行径。在近代中外贸易交往中，中美贸易关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分析时应一分为二的看待它。
（二）
“门户开放”政策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级重要的内容，是从十九世纪未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奠定了美国对华侵略扩张的基础。在中学教学中又是一个占相当地位的问题，准确理解“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性质与作用，对于学习和掌握美国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的侵略至关重要。
“门户开放”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由于远东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代表美国政府宣布的对华外交原则，其内容如下：（1）外国在中国的任何势力范围或租借地或任何开放的通商口岸内不得干涉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2）进出各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的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中国现行关税率征收。（3）各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铁路进行运输的他国货物不得收取比本国货物更高的运输费，不得对他国船只收取比本国船只更高的港口税。简言之：“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
对“门户开放”政策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与评价，我国学术界存疑很大，梳理成如下三点。
（一）“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利益的政策，不是“无私”、“公正”、“利他”的民主主义政策。以汪熙为代表，他认为此政策是美国承认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前提下，要求贸易的机会均等且尊重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美国在推行此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性，摇摆于同其它帝国主义的对抗与妥协之间，而更多的是妥协。这个政策宣布在一八九九年我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后来在我国历次的民族危机和多次国际会议上，美国都反复重申这一政策，它包括着美国与其它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利益中相对抗的一面，在客观上，对抑制或者说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与瓜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门户开放”政策旨在继续保持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维护列强的殖民统治，具有帝国主义大国政策的性质，是美国的侵华政策。以丁名桶，向荣等为代表，丁认为，十九世纪未以来，美国已发展成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体现了他向远东地区积极扩张和发展的意图，是美国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争压和控制中国的反映，其侵略性质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当时，美国正在进行美西战争，它是美国通往亚洲和中国的第一步。同时他又特别关注中国的局势和市场潜力，但在军事上，装备落后，与列强抗衡力不从心，于是才有“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这是肯定而不是否定列强在华取得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的特权，是想在中国占得便宜又回避风险，披着“利他”主义外衣的“利己”主义政策。在后来中国主权遭到破坏匙时他发表声明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它的侵略实质与漂亮口呈是根本矛盾的。它的提出天视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沉有同中国商量，只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而己。美国提出这一政策后，因国际形势的变动，对它时冷时热，但始终没有放弃它，因为此政策有利于美国争压中国市场要求的满足，有利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要求的满足，有利于提高美国的声望，掩饰美国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恶行。
同时他又认为“门户开放”政策起过某些作用，却不是美国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观初衷，主要是它在维护美国远东和中国利益时连带产生的作用。如打击沙俄我国东北地区独霸的图谋和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等方面。但帝国主义没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力量以及那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种力量均势的制约，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从义和团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力量，也认识到瓜分中国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担心分脏不均引起火拼，从而两败全伤。所以功劳不能算在门户开放上。
向荣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是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列强向美国开放其各自在华势力范围，实行贸易机会均等，以便美国凭工业优势独霸中国市场，且保持中国现状，防止列强进一步将中国服解，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关闭向美国开放的门户。美国利用这项政策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与其它列强发生矛盾，一定历史条件下，这种矛盾对中国有一定的好处。因此门户开放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也反映了美国同其它列强的矛盾关系，一般地说，反映事物本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门户开放”不能防止而且促进和加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以吴机鹏乔明顺为代表，吴认为，美国的“门户开放”在调解列强矛盾与维持清政府权应方面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绝不意味着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是对中国侵略的加强。
(三)
无论在华侨史上，还是中美关系史上，华工赴美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华工赴美很早就有，但典型的是19世纪40至70年代。这一时期华工赴美人数激增。据统计，1850年有758名，1860年有34933名，1870年达62736名，成为美国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边些华工为美国建设辛勤劳动，作出许多贡献。一方面，他们待遇很低，生活苦难，甚至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他们体现的勤劳、勇敢、智慧、诚实的品质为美国人民所喜爱。80年代后，由于一些工程竣工，美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家和一些工人由于利益与华工冲突，开始掀起多次排体华运动，华工人数有所减少。
关于华工赴美能否作为中美友谊的例证，历来争论不止，有正反两种观点。
一是肯定，但程度有所不同。汪熙在谈中美关系史时说，有关中美关系的史册中，友谊的篇章不应该泯灭。他举的第一个例子证就是19世纪40于70年代，中国工人对美国西部建设有过很大作用。并说美国人民至今还怀念他们。黄绍湘赞同汪熙的观点。他在论述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时，也提及中国劳动人民为美国西部的开拓和建筑出过力，认为这是一项巨大的贡献，将永远为具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民所怀念。朱杰勤探讨了19世纪后未期中国人在美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和处境，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抛弃偏见和成见，求得合理的解决。他强调，当时中国劳动人民参加美国西部的开发，成绩卓著，在华侨创业史上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冯佐哲、刘刊一从农业、工业、国艺、交通等方面论证了华工对美国早期发展的贡献，说华工是深受美国人民欢迎的，华工与美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华工赢得了美国人民的赞扬。
二是否定。否定的观点中又有两种不同意见。丁名楠和张振鹏从华工受难角度批评说，以华工为例子说明中美人民的友谊完全是文不对题。他们认为，华工在美国的悲惨遭遇在中华民族的心灵里留下了剧烈的创痛，绝不是“美好的回忆”。他们批评拿它作为中美友谊加以颂扬实在有损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骨气，是很不光彩的事。这是揭露苦难，否认友谊的一种看法。
郝贵远不否认友谊的存在，但认为把华工对美国西部开发的贡献看作中美友谊的见证，是把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扯在一起。他在剖析美国排华运动和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后说，华工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得到的却是经济上的重剥削和-上的残酷压迫，是一个“以怨报德”的历史事例。他也认为旅美华侨的早期历史是一部血泪史，华工既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剥剥的对象，又成为美国-斗争的牺牲品。他也承认中美友谊在当时的存在，说排华运动中许多普通美国劳动人民和社会人士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美国人民有困难的华侨也鼎力相助。但他认为主流是美国的强权-（包括美国政府和许多美国人）剥削压迫赴美华工，苦难与贡献都是巨大的，友谊带来的结果微不足道，不能以贡献论证友谊。
笔者认为，华工赴美确实使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友谊并且加强了两国联系，但这种友谊不是普遍的深远的，主流是不平等和苦难。这种友谊只是当时的必然和客观结果。可以说，对于华外在资本主义上华外阶段的美国，利益是多数美国人对华工友好（程度也是有限的）的主要原因。一旦利益减少两者利益冲突，这种本不广泛和浓厚的友好就有迅速减降的危险，排华运动验证了这一点。一些美国人士与华工友谊也许真的很深厚而久远，但并不能以此覆盖“华工赴美”这种事的全貌，也就不能以“华工赴美”作为中美友谊的例证了。事实上，只有真正平等的地位，才有真正友好的情谊。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改变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大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改变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史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看法不一。争论主要在沈予和牛大勇之间展开。
争论焦点之一：南京事件前后，英美与日本的政策和策略是否一致？1927年平3月24日，以中国-党人参加领导的第六军、第二军为主力的“江右军”攻克南京，英美军舰悍然炮击了南京城，酿成“南京事件”，由于“南京事件”与“四·一二”反革命改变相隔不到20到，所以史学界十分注意南京事件前后英美与日本的政策和策略的关系（日本未参加炮击南京）。
对此，沈予曾这样分析：南京事件前后英美与日本的政策和策略不同。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南方的统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企图扼杀这场革命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倡，由于列强在华经济利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革命营垒内情（特别是蒋介石的-面貌）了解的浓度和迟早不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前夕即南京事件前后，英美和日本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策略。英美主要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而日本则实行分化软化谋略即勾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共同*灭共。沈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原因。报指出，英帝国主义之所以坚持武装干涉，其目的在于保住在华巨大的经济权益和维护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同时，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而美帝国主义当时正处于20年代“繁荣”时期，力图向中国和远东扩张。扫除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威胁，使其“门户开放”政策得以顺利。这是柯立芝政策一度与伦郭合作实行武力干涉的原因所在。而当时日本政府对蒋介石认识较清，认为革命阵营迟早会分化，所心日本外相币推行“怂蒋*”，以-分化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政策。不参加炮击南京正是狡黠的“币原外交”的表现。
牛大勇对此商榷道，因南京事件前夕，美帝国主义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政变如箭在弦。从此伐出师到南京事件前夕，美一直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政策比实行武装干涉更适宜、更明智。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的政策及活动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四·一二事变前后，美日采取了基本一致的政策，暗中怂恿蒋介石叛变革命。牛指出，沈对南京事件前后美日政策和策略上的岐异估计高，过于强调美国政策及其转变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牛大勇进一步分析了原因。他指出，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有限，当时中国亦尚非美国的重要市场和投资场所，但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扩张领域，因此，十分重视精神文化方面的侵略，尽力争取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对它来说，只要能保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就能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最终取代英日而在中国称霸，由于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小，长远野心大，它自然感到对如火如荼的中国大革命实行武装镇压，弊多利小，得不偿失，而积极拉拢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诱使他们镇压工农运动和-党人，分裂民主革命阵营。牛大勇总结道：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以引诱分化为主，威压恫吓为辅；竭力软化分化革命、武装保卫紧要侵华权利，是其基本原则。这一点与日本基本一致。
争论焦点之二：论在拉拢蒋介石、促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起主导作用？沈予认为，狡黠的日本“币原外交”在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破坏1927年大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应该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拉走蒋介石，促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起主导作用？沈予认为，狡黠的日本“币原外交”在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破坏1927年大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应该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拉走蒋介石，促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早年由《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立论而在建国后为一些历史论著沿用的所谓虔洽卿“衔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使命’到南京拉蒋‘*灭共’”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没有在“暗中怂恿蒋介石叛变革命”。它在破坏中国革命所扮演的角色是：“蓄谋取并同英国一道悍燃炮击南京，给蒋介石以沉重的压力，加快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人物投降帝国主义的步伐。”
牛大勇则指出，大革命后期的一系列*政变，绝不能仅仅归于某一帝国主义甚至某几个人一场阴谋活动的结果。这种现象有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其中美国地华政策的恶劣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五)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而美国对“九·一八”事迹的态度问题是研究中的热中之热。我国史学界自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研究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且发表了一批较有水准的论文。
一、“美日勾结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从多方面预先告诉了美国，美国政府早已获悉日本准备发动事变，但不想阻止日本行动，客观上成了日本的帮凶。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美日勾结说”提出了异议。易显否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不断扩张其在华势力，妄图独霸中国，特别是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作法，同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利益是不相容的。这样两个矛盾重重、尖锐对立的国家，是很难想象他们之间能够联合发动战争的。总的说来，美国的种种表现尽管对中国谈不上积极支持，但对日本也就不上是什么帮凶。陈锦也指出，从美日在东北问题上根深蒂固的矛盾看，是难以达成默契的，美日一直把对方视为在远东扩张的主要障碍。化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的错误认识麻痹了自己的神经，小视了日本在东北的一系列活动，未能作出应有的准备，因此不能说美日勾结侵略中国。
二、关于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评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次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同时向中日两国政府发生“美国关于满洲事变的照会”。照会对在东北的侵害略行径仅采取了“不承认主义”的态度。照会表示：美国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有损于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有损于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此照会虽对日本进行了-上论上的谴责，但次日美国又发表对该照会的解释，表明美国丝毫之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利和任何事件的解决方法。
史学界对“不承认主义”评价不一。易显否认为，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对日本起到了警告作用，虽有利己的动机，但把它说成骗局是不公平的。金安泰的观点则不尽然。他指出，围绕“九·一八”事美国的外交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缺乏外交实力的谈判等于向侵略者鸣放不装子弹的空枪，空枪不仅不能吓阻反而能鼓励侵略者。王明中也指出，如果孤立也观察问题，史汀生一低照会在1932年的国际-中似乎无关宏旨，但它却是划时代的事件，其指导思想和作用是典型的绥靖主义，它在30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变成了美英法等国待法西斯侵略者的基调。陈锦骈认为，“不承认主义”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不承认的只是日本对美国权利的擢夺和凯觎。李庆余主张把不承认主义与“20与”30年代美国外交的基本物征即实行独立的世界主义和非军事干涉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不承认主义”是典型的非军事干涉，其指导思想就是坚持用条约来保护和平与稳定，避免战争。不能完全把“不承认主义”与英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欧洲实行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不承认主义”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具有绥靖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作为非军事干涉的“不承认主义”，不是不干涉，不承认本身就是一种干涉形式，并且为以后的干涉保留权利。美国拒不承认满洲国就对阻止中国的分裂，打乱日本扩张计划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除绥靖的一面外，“不承认主义”也有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对抗日本的一面。
三、关于美国对待“九·一八”事迹态度的变化问题。易显石认为，美国对事变的态度有一个从观望到对抗的变化过程，从事迹以爆发到同年十一月中下旬这一阶段中，美国基本上采取消极观望，无所作为的态度，虽然在10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锦州后，其对日政策渐趋硬，但并没有采取什么积极行动。十一月下旬以后，随阗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害，作为世界大国和海军强国之一的美国，当然不会甘心接受这种近似屈辱的局面，这样，就促使美国改变其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消极观望态度，而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同日本侵略者相对抗的态度。陈锦骈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美国在“九·一八”事变初期奉行“不偏袒”方针，实际上就是对侵略者最大的偏袒，锦州的陷落宣告了美国“不偏”方针的破产，美国随后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调整，然而，不管如何变化，美国以后的方针还是未能越出事变初期铸就的绥靖日本的模式。
(六)
日本侵华期间英美在东方策划对日绥靖，牺牲中国利益的阴谋活动。因沿用牺牲捷克期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方式，史称“远东慕尼黑”。“历史上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阻，”这是研究太平洋战争前中美日关系的一个热门话题。学术界对此有着一系列的争论，其焦点是，如何看待美日谈判？美国是否以牺牲中国来实现对日妥协？争论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
一部分学者认为“远东慕尼黑阴谋”是不存在的，对日妥协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倾向。邓蜀生认为，罗斯虽出现过绥靖倾向，但“整个说来”，不是执行的像张伯伦那样的对德投降妥协的慕尼黑政策，他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慕尼黑”远东没有出现。王斯德李巨廉指出，绥靖不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内容，亦非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对华政策有双重性，但主要倾向不是牺牲中国，不是害怕中国革命力量兴起。1940年下半年起，美国逐渐在财政和军事物质上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因此总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1941年日美谈判中，美国始终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不能独占中国的立场。可见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援华制日的倾向大于勾结日本牺牲中国的倾向。金灿荣认为，“七·七”事变后，美国立场由在中日之间搞平衡转为支持中国。以后援华制日逐渐取代了绥靖主义1937-1941年美国外交政策虽存消极面，对中国支持是有限的，但基本倾向是援华制日，并在实际上给予中国外交和物质上的支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抗战起了程度作用。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当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就可知罗斯福政府推行的是一项现实主义政策。朱听昌认为1941年日美谈判，美英动机是出于“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下的策略性考虑。而当美国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消息后，更不愿让步，对日态日趋强硬，并1941年于7月开始了对日全面经济战争1941年谈判不是“远东慕尼黑”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制约下的产物。不否认其有妥协的一面，但谈判中美国的让步始终小于要求日本作出的让步，亦即美国对日政策进攻性大于妥协性。这于慕尼黑阴谋有质的区别。
一部分学者承认美国虽非一味退让，但主要是推行对日绥靖的外交政策。胡之信认为美国1937年-1941年采取了对日姑息和赞助中国统日的两面华政策。美国为了在中日战争中获得更多利润和自身安全，在这一阶段大部分时间内，对日姑息是主流。只有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制日助华方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而即使如此，美国仍未完全放弃对姑息。王开琚认为1941年美日谈判是美国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美日间互相蒙敝，争取备战时间或推迟战争爆发的补交斗争。综观美日谈判，从局部和暂时意义上讲存在“绥靖”性质，有远东慕尼黑倾向，但未变成事实。丁则勤丁克迅指出，从《日美谅解方案》意在推动美国与日本共同笄远东慕尼黑阴谋。“美国朝野一部分强烈的孤立主义者的言行具有明显的远东慕尼黑性质，从美国政府支持两国私人接触和姑且同意以《旧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基础等处来看，也有某种东慕尼黑倾向。他们指出，历史情况表明194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加强援华制日政策和本国军事力量同时，也推行“先欧后亚”战略，对美日谈判达成妥协抱有热切期望。中国问题是美国对日妥协的重点。美国作法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既得利益作可能的让步，而遏制其进一步推行“大东亚共荣圈”和武力南进。美国政府对美日谈判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说它力图在这一阶段会谈为中谋求与日妥协，并不过分。
仍有学者坚持1914年美日谈判乃是远东慕尼黑的见解。任重认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美英政府在将介石进行劝降活动。而最终美日矛盾无法妥协，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1914年日闰谈判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继续。黄德禄论述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对中国一直勾心斗角的争夺，两面三刀的勾结。美国为了避免卷入战争或尽量推迟东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姑息日本达到妥协目的。刘甫武说，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日妥协求和的愿望，始终改变不了他所推行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这与张伯出卖捷克来维持其欧洲利益如出一辙。太平洋战争前，确有一个远东慕尼黑的阴影徘徊在中国的天空，所谓日美谈判不是远东慕尼黑的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
(七)
1914年9月，在蒋介石的决定要求下，美国政府召回了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W·史迪威中将，即所谓“史迪威事件”。这是一个牵涉到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中国-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究其原因，莫衷一是。
魏楚雄不同意把史迪威事件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史迪威个人，主张从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中去探讨。“史蒋矛盾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原因而是美蒋矛盾冲突的结果。史迪威的被召回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结果，而美蒋矛盾缓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对华有两大战略目标，一、“与中国有效地联合进行这场战争”，这是因战争的特殊情况而必须尽早实现的短期目标。二、扶植中国获得世界强国地位，同时把中国变为美巨大的经济市场，这是美在亚洲地区从长计议的长远目标。一方面美力图“用较小的计议的长远目标。一方面美力图“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成为共亚洲主要盟国。而另一方面，美又极力想控制中国，让中国“成为防止苏联觎远东的壁障。”中国会给美国“带来真正的伟大的贸易可能性。二者之间互相对立，彼此抵触。而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上也与中国现实是基本相违背并难以协调的。美希望在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体或某种团结，联合中国各种力量进行积极有效的对日战争，并建立起蒋介石集团对整个中国的有效控制，但蒋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暴露出来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战积极*的政策”，就与美第一个战略目标发生冲突。这样，美除非改变蒋之消极抗战的政策或改变自己的错误手段，但从实际发展中看，美国没有这样估复写纸的第二个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史蒋矛盾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美蒋对日作战基本战略方针分岐的问题，这是美战时对华政策矛盾的具体表现。史是美对华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为了实现蒋领导下联合中国各种力量进行有效的对日作战，他必然要求蒋政府推行积极的抗日方针；而代表宫僚垄断资产阶级势力的蒋以维持其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为提高宗旨，一心坚持消极抗战，指靠美英力量把日本人打败。双方立场根本对立，史蒋矛盾即美蒋矛盾在所难免。史所主张的联共抗日及装备中共的设想触及蒋的根本国策，以至蒋抱定“倘有土家破国之危险，一切牺牲，在所不惜”的决心，毫不退让，罗斯福最终退让了，史迪威成为美战时对华政策错误的牺牲品。
徐鲁航认为，史蒋矛盾的实质即对待日本法西斯的态度，积极抗战还是消极抗战？消极抗日的蒋介石“对于在中国一心想积极抗日的史迪威自然要给予排挤和打击了”。史要求得到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以便对日有效作战，减轻美军伤亡，但指挥权涉及蒋政权的统治基础，历来“仇恨所谓-党”的蒋对日作战不太感兴趣，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因而集精锐部队围攻中共，使得史无法完成其赴华使命。史蒋之争，争得是抗日之权。
吴荣宣的看法是，史、蒋交恶，“只是史迪威与赫尔尔利更选的导火索和催化剂”，罗期福以赫代史的最深刻原因是时局的变动和美对华政策逐渐由军事为主转变为以-为主的调整。1944年反法西斯战场各条战线都有重大胜利，法西斯国家的战败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此时已开始勾画战后格局。对于中国，它需要提一个能在战后唯其马首是瞻的-力量。罗期福不愿在史蒋矛盾中过变压制蒋，而造成蒋的备心，于是召回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陶文钊不同意所谓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后即放弃了中国战场的说法，“从战时到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占是扶蒋，这是一是的，通过召回史迪威，这一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了。”1943年9月，罗期福与副国务卿韦尔斯在谈话中说：“尽管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伏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军队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1944年5月，罗又在给斯大林的口信中说：“蒋是使中国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遭到破坏”。总之，在罗看来，要达到使中国继续抗日的战略目标就要支持蒋的领袖地位。支持、扶持蒋与美战时战后的利益关系密切。在史蒋矛盾中继续压蒋在马致太平洋战争以来美支持蒋作出的努力前功尽弃。为了增强国民党的军力着眼战后控制中国，防止苏联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实现美对华政策的总目标，罗在“史迪成事件”中最终对蒋让步就不难理解了。
罗志田考察过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矛盾与史迪威事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对华政策始终围绕着军事上的维持中国、-上支持蒋政权这个轴上运转，史迪威事件使之“由积极重新走向消极。”战时，从租借的援华物资总值到无条件巨额贷款，从组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大队（即飞虎队）到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对华政策体现出前后一致的连续性，只是随局势变化美存在一个由战前消极到战时积极再到消极的过程，“史迪事件”是其中一个变化点，其后，美日趋消极，放弃了使用压力和对等交换政策，进面一边倒，试图联苏压共扶蒋。
最后，笔者想引用杨立宪法的观点，即“蒋文最终驱逐史，与其说是针对史迪威个人，不如说是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针对美国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党的态度。”美从其战对华政策的两大目标出发，即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和在远东建立一个亲美的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作为远东所必需的主要稳定因素，希望国共两党能够消除对立。但蒋一党专政，历来视中国为心腹大患。美对此不满，开罗会议时，罗曾劝蒋进行民主改革与中国组建联合政府，1944年2月，罗曾意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美对中共逐渐加以认可的态度尤使蒋大为甘心，而驱逐美国利益的执行者史迪威便成为他对美国表示愤怒的亮牌。
“史迪威事件”的前后掺杂着美国，国民政府、中共之间的诸多矛盾，史迪威离开中国有着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性。此后，“扶蒋*”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流，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暗淡的时期。
(八)
笔者试图将我国史学界关于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作一介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包括：杜鲁门推行的扶蒋*政策与罗斯福对华政策有无连续性？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有无必然性？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该作何观？
一是杜鲁门推行的扶蒋*政策与罗斯福对华政策有无连续性？
王邦宪认为，杜鲁门的战时对华政策“和罗斯福去世前的政策有非常密切的继承关系”，他“继续执行了罗斯福未完成的目标前进”。王邦宪指出，二战结束后，日本法西斯退出历史舞台，欧洲列强也因受到战争重创而无力重现昔日殖民帝国的威权。在远东，已逐渐形成美苏对峙的局面。为了遏制苏联，美国迫切需要利用蒋介石政府作为一支抗击苏联的力量，战时美国扶蒋限共政策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和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相适应的。邓蜀生表示，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能直接算在罗斯福的帐上，但是要说杜鲁门完全是另起炉杜，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没有一点继承性和连续性，那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汪熙，王邦宪相信：假使罗斯福总统不在任内逝世，也会同样执行后来杜鲁门所执行的扶蒋*政策的。王邦宪强调，美国对华政策虽然策略几经改变，但其宗旨是一贯的，这就是扩大美国在华的经济权益。除康江指出，美对华政策虽有分岐，但“谈不上有两种政策主张和外交路线的斗争，即所谓现实主义政策和极右*政策，更谈不上罗斯福代表前者，杜鲁门支持后者。”
一是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有无必然性？
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对华政策从不支持中国内战到扶蒋*，怎样分析这种转变？项立岭认为，这转变“并非不可避免”，“中美着合作的道路走下去是可能的”。邢建续、方卫勃也肯定抗日战争后期“显期存在着以后30年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的前途”。如毛泽东主席1944年7月在接见美国观察组时就认为，不但在目前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中美合作都具有广阔的前景；在战后“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得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上都是调和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生的。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王建辉在这点上持有相反观点，他认为，“在抗战胜利前夕的国际-格局里，没有美国与中国-党，论着合作道路走下去的可能。”王邦宪也指出，美国政府把与中共的合作公公看作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府，并且这种合作也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促使他改革政府，成为美国扩张势力的工具。
另外，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转折的标志也存在不同看法。项立岭认为其樗是“撤回史迪威、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王建辉则为这一逆转的标志是赫尔利1945年4月12日讲话、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和杜鲁门继任美国新总统。
一是赫尔利调处同共矛盾该作何观？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不是骗局，他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是真诚的，因为他认为这是能使中共交出武装部队控制权的唯一文件。为什么他在接受中共五点建议之后又变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呢？项立岭认为，赫尔利基本上招待了美国政策和罗斯福的政策，但他的扶蒋*观点“是特别强烈的”，对罗斯福对华政策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陶文钊亦认为，赫尔利“积极促使，推动罗斯福的政策向扶蒋*转变”。因为赫尔利认定必须无条件支持蒋，并且他对中国情况无知，对国共分岐不了解。杨立宪则异议道：“那种认为是赫尔利个人的美国对华政策引向岐途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正是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利才放弃了不久前他本人在延安签署的文件，转而支持蒋介石提出作为反建议的“三点草案”，这是基于罗斯福对华政策所作出的选择。
关于赫尔利代表美国何种对华政策路线问题，何迪提出传统路线和现实主义路线的概念，认为赫尔利是传统路线的代表。赫尔利1944年月12月对他的使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阐述，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各了极端，改变了罗斯福一度赞成的现实主义路线。王建辉则提出以1944年12月为界，以前，赫尔利访问延安表明美国真诚希望国共团结抗日，他在国共谈判中作的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用；12月后，他偏离了罗斯福给他的使命，显露出岢离罗斯福现实主义路线的迹象，到1945年4月12日，他的讲话完全岢离了这条路线，而执行赫尔利式的蒋的*路线。
此外，还可参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华润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本书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华主要政策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认识上述问题，从面对我们有所启迪。
(九)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曲折变化。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做了细致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
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决定了其不断变化的政策。王健伟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艰即“并不是朝鲜战争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突然逆转’，而是美国敌视中国的既定政策在它的-失败后逐步显露出来的本相。”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后，美国由扶蒋逐渐采取观望态度，试图与中共和解，拉开与蒋的距离，企图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手段，努力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安全，并防止中国战为苏联的附庸，当这一切失败后又出新招，在中国以外寻找遏制点，那么朝鲜战争就不可避免，也在其战略设想之内。而屠传德认为对当时马歇尔的调处，史学界一般认为是彻头彻尾的虚假，但“在执行为宗旨服务的具体政策上并不只装装样子”。的确马歇尔在抵制内战时采取了重要行动，曾停运国民党至华北，暂停对蒋的大规模贷款，协助完成“四大协议”签署，寻求第三方面的帮助，以促停战等，只是后来变了立场转到扶蒋上面去了。这些样子不可否认，但也围绕本质未变，即控制中国，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对中国错误和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导致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中美对抗则由这些政策造成。袁明评论说，“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扶蒋*政策，为达到自己目的而横加干涉中国的内政，结果‘阿斗’没扶起来，美国势力也被彻底清除出中国大陆”，“不是因为苏联合而造成中美对抗，恰是中美对抗导致了中苏结盟。”袁在文中说美国对中国事件本质相当无知，用美国的价值和标准衡量中国，以意识形态划分营垒，以主观想象代替现实，将美国民主与国民党独裁相提并论，又推理中共是莫斯科的仆从，美国与中共和苏联为敌就不奇怪了。资中筠，对1948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的美国对台湾政策作了认真研究。认为美国政府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它的决策者完全丧失时代感，20世纪中叶还要仍然是中美关系一个问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结果。”美国政策一味追求本国利益，忽视了中国已站起来的客观事实，当然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中美全面对抗，美国应对此负责任。申晓云说，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双方关系的尝试。中共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这一立场出发，把对美调整关系作为国与国之间谋求平等外交关系问题来处理，采取灵活的策略，进行了积极的反映。但是，美国*偏见，由于全然没有与新中国在平等基础上改善双边关系的诚意，这种强权-和敌意的不平等态度导致浓度失败，中国走上“一边倒”的道路。通过论证后，申晓云指出，“那种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的某些说法，根本违反了调整关系过程之事实。”同时何迪评述了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和-党的对美政策也说明了一点，美国是为谋求利益和缺乏调整关系诚诚意的，这也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人政策本身分析，结合政策出台的背景可以看出美中对抗的吉局是不可避免的。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大力扶植工具，支持蒋介石统治，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同时又不甘心与中共为敌，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以求取最大限度的胜利。但这种调解是不可能的，故以失败告终。美国转而扶蒋*进行内战，但随着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逐步在全国取得胜利，美国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进退唯谷。对败退的国民党，若继续支持，就会更被动；若坚持脱离，又不可能。对于-党，若坚持敌对政策，又怕中共与苏联建立同盟，不仅有损在中国的利益，又在亚太地区遭受更大的威胁和损失；想求和，其无理要求却不能为中共所接受，这时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采取“观望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方面与蒋拉开一点距离，又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但未敢贸然从军事上直接干涉，还一厢情愿地想中共的求援可以援和当前的形势。当一切成为不可能后，敌对也就成了政策发展的归宿。陈兼据上述指出中美全面对抗是美国对华政策本身发展的逻辑决定的。
（十）
从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满载银元的“中国皇后号”自纽约抵达广州。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经历了一百九十五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如何正确认识中美关系，并推动这一关系发展，成为中美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课题。下面就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性质的一引起认识和观点加以概括总结。
在中国方面，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研究，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主题几乎都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性质方面，认为“历史上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方面，认为“历史上美国对华关系的本质是侵略，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一部侵略和被侵略的历史”。持这种观点者以丁名楠和张振鹏为代表。”对于“侵略性”一面罗荣渠也有其精僻论述。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方国家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西方国家是西方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西方，正义是在中国一方。
有关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目前也有学者持有另外不同观点。他们的认识较全面合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美问题，无论在方法能上能下还是在分析问题科学性上，都达到新高度。
汪熙提出，更好的总结中美关系的历史，是摆在中美两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课题。“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我们若只看到中国一面，而没有看到美国的那一面；就往往会弄不清楚各个矛盾之间相互对抗，制约和转化的运动过程。汪熙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有历史的创痛，也有美好的回忆。”
项立岭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分析说：“看待中美关系要向前推进，而不能后推，中美关系的历史，不是一切都好，把这部分历史说成是友谊史，是偏面的。也不是一切都坏，用侵略史来概括一切，也不妥当。”他诊断认识中美关系有一个基东西，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关系，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创他又补充历史的规律应该是从变万化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对中美关系史也要全面分析认识。首先，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关系的性质，随着他的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皇后”号初到中国时，美国刚取得独立中国处于乾隆盛时，这时两国这间纯粹贸易，谈不上侵略。到十九世纪中叶后，美国工业发展，对外贸易中工业品输出量增加，这一时期美国没有大举侵入中国内部野心，而只是跟在西方国家（英法）后面沾点好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美国在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家的角逐激烈起来，图谋控制中国，成了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其次，十九世中，叶后，美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已确定，然而在复杂的国内国际条件下，美国对某些事件态度、政策，并不一定对中国不利。如抗日战争中，美国大量资源中国，援助中国抗战。其中虽然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压中国的性质，但这种缓助的性质并不属于侵华。1913年威尔逊上台后，宣布善后大借款侵犯中国行政独立，退出了六国银行团，这个行动客观上起到五个国家的打击，减轻中方的经济负担。第三国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时，它的政策加命令发生变化。这是由于国内国际情势的变化，及与掌权的人有关。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中美关系史上，在同样条件下采取现实态度的转之采取反动态度的，对中国人较有利。正因如此，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对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曾给予肯定的评价。
罗荣渠写道，中美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而是随着两国国内-经济及国际-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美国是一个年轻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战略安全地位，远离国际纠纷，有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经济势力强大而军事势力弱小所有这些决定了美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和平的，同一切国家友好，不同在何国家结盟的对外政策原则。这一政策是适应经济扩张为特征的某种“和平”进步久貌，在早期带有自我保护性，到十九世纪未，美国登上霸权-国际舞台。由于南北战争推迟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到美国参与海外角逐对，只能向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扩张。而这时又正好碰上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美国没有力量与欧洲列强较量，因而是适应美帝国义利益需要提出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门衣开放”政策标志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策，是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什么民主政策。至此美国对华关系的侵略性完全确定下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开始遭到美帝主义侵略。
王邦宪在回顾新中国1949-1984年中美国关系中研究时呼呈：“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有许多事实需要进一步弄清，有些问题应该给予新的评价，有的揭露还应该深刻化，这都在独立研究与相互讨论中发展。”这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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