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盗墓现象的历史文化考察 |
 |
|
|
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 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 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 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 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 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 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 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 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 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 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 “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 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 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 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 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 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 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 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 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 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 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惩罚与-迫害的一种形式。 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仇恨。《左传》中已有掘 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 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 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 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 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 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 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 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 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 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 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 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 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 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 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 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 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 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 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 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 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 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 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 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