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珏陪周恩来去大连的时候，周恩来的病已经治好了，主要是休养。当时正赶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驻大连的苏军开始撤回，所以周尚珏说他清晰地记得在街上走的时候，常看到苏联的军人在摆摊卖东西。

　　当时旅大市的市长是韩光，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就赴东北，曾担任大连市的市委书记。韩光打得一手好台球，周恩来在大连疗养期间，有时就受韩光的邀请，跟韩光打一打台球，作为一种锻炼。

　　周恩来那时也有自己独特的锻炼方式，他和朱德一样，自编自创了一套比较简单的操，每天早晨自己做做操。另外就是打打乒乓球，因为他的右手有残疾，所以打得不太好，每次的时间也不太长。

　　此外，周恩来还有一项锻炼的项目，那就是跳舞。他常常在星期六晚上，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春耦斋跳舞。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搬进中南海以后，每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就在春耦斋举办，有时有关部门还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舞会。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公务要处理，周恩来还是抽点时间，去跳跳舞放松—下。

　　当周恩来去跳舞的时候，周尚珏都跟随而去。因此他记得他最初几次见到毛泽东，就是在随周恩来到春耦斋跳舞的时候。后来，国务院这边的紫光阁也举办舞会了，周恩来就不大去春耦斋了，而且几乎跳舞之后，他都还回办公室接着工作。

　　周尚钰说周恩来跳舞的时候特别注意礼貌，他的舞姿十分正规。国务院这边组织举办舞会，都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张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是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他和中国-党的地下组织一直有联系。许多舞会都是由他亲自张罗的。周尚珏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跳舞，发现舞厅里摆放了许多比较高级的夜宵，便露出了不悦之色，说：“准备这么多这么高级的东西，都得由国家花钱，我不吃。”

　　笔者曾听邓颖超老秘书的孩子说，周恩来特别尊重参加跳舞的女同志，在小规模的舞会上，尽可能地同所有到场的女同志都跳—段。如果他要退场了，还有四五位女同志还没和他跳过舞，他就会在一首乐曲中同这几位女同志都跳一下。

　　周恩来说：“周医生，你的卫生是怎么检查的？”

　　周恩来的床上是否也摆有一些书籍 ?或有时也会倚在床上看书？

　　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都不要随车

　　保健工作要求对各方面的事务都十分细致周密，但作为一位未婚的男同志，周尚钰对医务方面的事情可能会很专注，但在生活琐事上往往有些粗疏，因此在有些细小的事情上，就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纰漏。

　　周恩来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而且心又特别细，因此他也要求其他人同样严格细致，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求一丝不苟。有一次，周恩来在刷牙的时候，发现刷牙缸子底下沉淀了一层牙膏印儿，就叫人把周尚珏叫了去。

　　他见到周尚珏，指着刷牙缸子里的沉淀物说：“周医生，你的卫生是怎么检查的？我们小时候，大人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相关的事情都会加以注意。你怎么这么不注意 ?”

　　周尚珏那时还很年轻，周恩来对他就像长辈对孩子—样。听了周恩来的批评，周尚珏内心在好长—段时间都忐忑不安。他感到此前自己对自己生活上的细节可以疏忽，但作为保健大夫，对保健对象的生活琐事细节，则绝不可掉以轻心。

　　几十年过后，周尚珏在追忆保健工作时说：“对从事保健工作的人来说，预防的观念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当年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都是许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比如老年病，并不是到了老年以后才患上的，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少年的时候不注意预防，就可能埋下了病根。我是在脱离了保健工作之后，接触了老年病的临床诊断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在和周恩来紧密接触的六个年头的时间里，周尚珏发现周恩来非常注重仪表。他说，作为—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并没有太多的衣服，外衣—共只有两三套，—双皮鞋，一双皮凉鞋，但他在接见外宾和外出参加公务活动时，总是穿得很干净、整齐。当他看到别人在这方面不够注意时，也总是会及时地指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南海有一段时间对外开放，许多参观的人都对毛泽东床边上摊满了书籍记忆尤深；后来又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得知，毛泽东喜欢倚在床上看书。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看到周恩来的卧室，故而笔者问周尚珏，周恩来的床上是否也摆有一些书籍 ?或有时也会倚在床上看书？因为他做治疗时，要进入到周恩来的卧室内。

　　周尚珏说他没有在周恩来的床上看到堆放的书籍，也没有看到过周恩来倚在床上看书的印象，因为周恩来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已经十分疲劳了，做完必要的治疗，他就马上休息了。

　　“当然，总理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他也吃安眠药，做头部按摩，以便能进入睡眠状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他在床上看书的记忆。不过，在总理患病养病期间，他在床上办公的情况倒是有的。为此，我们还专门为总理做过一个可以折叠的小木架子，支在床上以便他能伏架批阅文件。”

　　周恩来在中南海内活动，比如到毛泽东那里去谈工作等，保健大夫一般不需要如影随形。但如果是周恩来出中南海的话，那周尚珏就必须跟着了，中央保健委员会对此有严格要求。

　　每当周恩来外出时，经常紧跟在他身边的人，是秘书何谦、卫士成元功和保健大夫周尚珏。

　　按照规定，周恩来外出时，除了他乘坐的轿车外，还应该有一辆警卫随车，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都不要随车。

　　“我觉得在总理那儿工作时，我只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周恩来私下里常常以“中学生”称呼周尚珏

　　周恩来一说肚子疼，就引起了周尚珏的高度重视

　　在与周尚珏回忆在周恩来身边的往事时，周尚珏反反复复说的一句活，就是从 1950年到 1955年，他虽然做了六年周恩来的保健大夫，但那时周恩来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年纪，也没得过什么了不起的病，因此他也没显现多大的作用，不值得一写。

　　经不住笔者一再刨根问底，周尚珏才说道：“我觉得在总理那儿工作时，我只做了—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发生于 1955年 3月中旬，在万隆亚非会议前夕紧张准备过程中的一件事情。”

　　1955年 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洲和非洲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为了力促会议的成功，进入 3月以后，周恩来除了日常的国务工作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出席亚非会议的相关问题。

　　在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找到周尚珏，对他说：“我的肚子疼，请你给我开一点药。”周恩来当时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肚子疼当作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周尚珏却态度认真地说：“你肚子疼吗，那我可得仔细做—下检查。”

　　周恩来一口就回绝了：“不行。我现在要开会，正忙着呢。检查的事以后再说。”有的保健大夫听首长这么一说，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周尚珏那时正年轻，他认为对于病症，医生认为应该怎么做，就一定要表达出来，而不应该因首长的意志而放弃自己的职责。

　　而且跟随周恩来的时间长了，周尚珏和周恩来的关系也比较随便了。周恩来总把周尚珏当作晚辈，在私下里常常以“中学生”称周尚珏。这种融洽的关系，也导致周尚珏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一定要给周恩来做检查。

　　经周尚珏一检查，他分明地感觉周恩来有阑尾炎的症状。周尚珏说：“你有可能患了阑尾炎，我必须向领导汇报。”他立即向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报告了情况，周泽昭立即带着苏联专家和北京医院的外科主任一起来到周恩来这里。在做了一番认真的检查后，他们确诊周恩来患了急性阑尾炎，并决定让周恩来住院马上就动手术。

　　手术是 3月 12日晚上，由北京医院的外科主任王励耕大夫做的，周恩来和王大夫很熟悉，也很信任，因为早在抗战期间，王大夫就曾经在重庆为周恩来做过疝气手术。因为及时发现病症，并及时做了手术，所以周恩来恢复得很快， 3月 28日就出院了，没有耽误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周尚珏说他及时发现了周恩来患阑尾炎，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如何高明，而纯粹是因为他的专业是外科。在外科看来，肚子疼是急腹症，很多病都能够引起肚子疼，例如肠梗阻、阑尾炎、胆囊炎、急性胰腺炎都属于急腹症，这些病症都不能轻视，一旦耽误了就容易出大问题。所以周恩来—说肚子疼，就引起了周尚珏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一生忙忙碌碌，但是没有一点是为自己

　　总理回来看到了翻修后的房子，大发雷霆。

　　把一切能搬走的新置物品搬走后，周恩来才回到西花厅

　　在周尚珏走了以后，调进中南海负责周恩来保健的，是卞志强大夫。在卞志强之后，是张佐良大夫。

　　“你要写，还是应该写我走了以后直到周总理去世时的保健大夫。因为后来总理年纪渐渐大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处在那样危难的历史环境中，心脏也不好，又患上了膀胱癌，身体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事情就比我在的时候多了。幸亏他们都是有比较丰富临床经验的大夫，细心而负责地照顾了总理。他们是在总理最需要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也比我辛苦得多。我做的工作跟他们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周尚珏一再这样说。

　　周尚珏还告诉笔者，新中国初建立的时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董丽菏的护士。她人很好，很诚实，在护理周恩来的同时还做了很多护理邓颖超的工作。周尚珏和她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董丽菏先于周尚珏离开了周恩来那里，接替她工作的是郑淑芸。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六年，周尚珏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留下的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周恩来一生的忙忙碌碌，没有一点是为自己。忙起来的时候，吃饭都是在乘车路途中，在这个会议和下个会议之间的短暂空隙里，长年累月地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

　　周尚珏说：“总理住的西花厅是很老的房子，地都是方砖的，始终没有修过。警卫秘书何谦提出房子太旧了，该维修了。总理同意了，但一再强调只做正常维修。何谦就利用总理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指点有关部门进行了翻修。把方砖换成了地板，房间做了油漆粉刷，旧地毯也换了新的，卫生间装了澡盆，添了两只沙发。何谦觉得这样的维修并不铺张，谁料总理回来一看，就大发雷霆。我们当时都在场，总理脾气发到这样的程度是很少见的。”

　　那天，周恩来看到翻修后的房子，就把何谦叫来，追问花了多少钱。何谦说不出来。周恩来露出不悦：“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临走是怎么和你交待的 ?为什么搞得这么铺张 ?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

　　当何谦说是自己作的主张后，周恩来火上来了：“你要作检查 !”本来，周恩来想用自己的积蓄来支付翻修和添置物件的费用，当听说自己的钱不足以支付后，他越发生气，指着新添置的东西说：“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这房间 !”继而他真的去了钓鱼台，在他有时办公和接待外宾时休息的楼里住下了。

　　在随后召开的每周一次的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就自己住房翻修和添置物件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还说：“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此后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 ?”这还没有完，周恩来又在后来的一个又一个大会小会上，就此作检查，搞得国务院几乎所有干部都知道周恩来“犯错误”了。

　　挨了周恩来批评之后，何谦也多次诚恳地作了口头和书面的检讨。周恩来对何谦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 ?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 ?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把一切能搬走的新置物品搬走后，周恩来才又回到西花厅。

　　此事的整个经过，周尚珏都看在了眼里，且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