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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

    face=宋体>    由于明末官场贿赂盛行,士大夫投机钻营,尽管顾炎武14岁就中了秀才,但到27岁,他也没能通过乡试取举人的资格。从此,他便据弃科场题名之路,致力于实学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真学问。    ”’

        1644年清军入关,当时我国南方建立一些“小朝廷”企图与清廷抗衡。1645年春,顾炎武曾被荐入南京弘小朝廷任兵部司务,他准备了《军制论》、《形势论》、《田论》、《钱法论》等作为兴复大计,希望得到来纳,但当他发现小朝廷混浊失去人心,便辞官回乡。在故乡,他加入甲史上有名的“苏州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家人亡。这期间,鲁王、唐王均派人和他联络,试图请他出山,帮助中兴大业,但因母棺未葬,未能成行。不久,这个政权也覆灭了。顾炎武只好隐居在太湖山区读书,并相机与活动于太湖一带的抗清义军联系。江南一带的抗力量被镇压后,他只好剪发改装,扮作商贾,往返于长中下游和淮安等地。

        1655年,顾炎武被当地官僚地主诬告“通海”逮捕入狱,在友人相助下,出狱后决计北上,邀游天下。在泰山、他一展胸中积郁,挥笔写下“三万六干年,山崩黄河干,立石既已刻,封松既已残,太阳不东升,长夜何漫漫”的《容岱》诗。在山东,他选择章丘作立足之地,并往来于许多方查考地方志,调查研究,作“经世致用”之学。1668年、由于山东的一起“逆诗”案,他被汗奏,56岁时又关进了济南监狱。后经友人相救,无罪获释。从1657年他初到山东至1677年他告别山东,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山东各地,并参与修订《邹平县志》、《德州志》、《山东通志》,还完成了其巨著《肇域志》的山东部分。这一期间,他为了治致用之学,一度垦荒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由于他善于经营,曾“累致干金”。然而,顾炎武志不在金钱而在于“经世致用”之学。1677年他应友人之邀,入陕西,居于华阴,杜门不仕,拒修《明史》,致力于其毕生巨著《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日知录》是顾炎武从青年时代开始积累资料,花了30多年心血完成的读书笔记。《日知录》l670年初刻于淮安。8卷本。晚年的顾炎武检讨旧作,作了大量的增补,扩充成20多卷,内容涉及到-、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广阔的领域。取“日知”二字,反映了顾炎武治学之认真。他的学生潘来回忆说:亭林先生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抄书。朋友们有时终日宴饮,他对于这样来消磨时光感到讨厌,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可惜又是一天白白过了。”(《顾炎武》江苏古籍出版社l982年版第74页)顾炎武认为,知识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既要坚持刻苦读书,又要通过实地考察。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自序》)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其27岁科场-后就着手撰写的资料性较强的经济地理巨著。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定稿刊刻。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农田、赋役、水利、盐法、矿产、交通和各地的疆域、关隘要塞、兵防等问题。该书命名“利病”,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抱负。为此,他历时24年,通读了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地方志书、名人文集、奏章典册等,行程二三万里,往来南北东西作实地考查。

        《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奠定了顾炎武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同时代的人和前人相比,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在哲学观点方面,他反对唯心主义的理学观点,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是构成万物的本体,万物的变化,不过是气的聚散。他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日知录》卷一)在道器关系上,他认为道存在于器物之中,而不在器物之外,“非器则道无所寓”(同上)。

        在史学观点方面,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风俗是可变的,变化是“相因之势”起作用,人只能顺其“进”势而进,顺其“退”势而退。在史学研究上,他重视历史资料的广集博采,而特别注重原始资料的价值;在资料处理方面,他主张秉笔直书,遇到疑义,要用正史、野史、官书、私著互证,否则存疑。

        在伦理观点方面,他认为学者的使命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他重视搞好物质生产的作用,认为搞好生产是行教化、正人心、厚风俗的基础。所以他注重关系到民生利弊的实学,所到之处,不是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传播各种实用的技艺,以促进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改善。

        在-观点方面,他主张众治,反对独治。认为天下权力归于一人的专制不能治理好天下,为此,他提出限制皇权、扩大地方分权、对地方官实行考核、恢复乡治制度、允许民间评论国家大事等措施。

        在教育观点方面,他主张乡举,反对科举。认为科举只能为背诵时文的人骗取功名,而不能求得真才实学,误人误国。他要求通过辟举、荐举的方法,使有才智的人施展才智。

        在文学观点方面,他推崇白居易“文学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认为这是“知立言之旨者”。他反对摹仿古人,认为“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在音韵学方面,他的《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合称《音学五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被尊祟为清代古音学的鼻祖。

        在考据学方面,他注重“采铜于山”,搜集、整理、鉴别、选别原始材料,反对“废铜铸钱”,抄袭第二手材料,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他的考据学开了清代朴学的新风。

        1682年正月八日年迈体弱的顾炎武访友准备回归华阴时,不幸落马坠地,次日溢然长逝于山西曲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这一名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顾炎武作为封建时代的伟大学者,他的道德言行,学问文章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对后世的进步影响还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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