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17号洞前，讲解员对王道士的行为，也似乎只有一声声无奈，一句句感叹。是的，敦煌石窟今天的辉煌，无疑多亏1940年代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多亏中外许多敦煌学家，多亏1963年中国国务院拨款全面维修，多亏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派兵保护，多亏1984年成立的“敦煌研究院”，也多亏慷慨捐助力图修复敦煌的国际名流。然而，对于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今天是否能有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

　　旅途中，笔者带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近年编印的一本书——《美丽的敦煌》。著者高德祥和陈钰的考究与分析，让我看到对王道士这个“小人物”稀有的肯定！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才）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书中又说，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步行50里，找到敦煌县令严泽，并带上两卷经文为证。可惜严老爷不学无术，对此发现无动于衷，经文也只当废纸而已。1902年，即三年后，敦煌来了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又向他报告，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对金石颇有研究的进士大人身上。汪老爷派出一批人马，到莫高窟查看，顺手带走了几卷经文，临走时交待王道士好好看管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王道士仍不死心，从藏经洞挑选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今酒泉），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为的是找到“有学问”的道台廷栋，得到他的认可。原来廷栋大人是位书法家，对经卷的历史价值不感兴趣，只是细细看了经文上的笔迹，觉得古人的书法比不上自己的好，就把王道士打发回去了。

　　《美》书考证，王道士遇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Sir Mark AurelStein）时，他已经在莫高窟藏经洞苦守了七个年头，这期间他保护甚严，经卷鲜有遗失。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的原因有三：一为他对清朝官方已心灰意冷；二为他需要一笔钱，完成打扫洞窟、建三层楼、架设木桥的宏愿；三为斯坦因自称是唐玄奘的信奉者，沿着西天取经的道路前来探寻（这或许存有欺骗的成分），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道士。书中说，斯坦因用白银200两换取24箱书画和5箱文物，如果此说成立，当时的交易应不只是“轻松的小买卖”。

　　《美》书的感慨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日本、俄国、美国人到来，买走不同数量的经卷，从未受到任何限制，而当时中国的学者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书中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

　　书中所说经卷在中国以内遇到的现象是，朝廷命官千方百计窃为己有，一时偷窃成风，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

　　《美》书认为，把经卷卖给斯坦因和其他外国人的，是一个为保存文物殚精竭虑，最后由失望而感到极大愤慨的王圆¤！

　　王道士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看来很值得继续探讨。笔者倒很想给他写部小说，小说的结尾是王道士被押到碎石嶙嶙的广场上，接受最后的审判。这时，天外响起了一个宏亮的声音：“炎黄子孙们，你们谁认为自己无罪的，就向他扔石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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