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说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社会思想打开了缺口，而且明确划分了-与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批驳“中体西用”说，一时论者以为知言。其实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这是对概念的偷换。张之洞的体用说并不是在实体与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价值-工具的意义上使用的。中体西用论将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体”，而将-、经济视为“用”。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的神话，还将从传统的价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维，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与经济，都可以纯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因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不断推动华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实不失为一种明达的变革主张。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中体西用”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流（隐含道器分离，-与文化两分的预设），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出现其实并不自清季国势日蹙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已在《日知录》中对“亡国”和“亡天下”作出了著名的辨析。顾炎武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为后来的文化为体，-为用说开了先河。如果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界，直至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还误将邦国式微当成文明衰落，错把国家解体当成社会消亡，就不难覘知“中体西用”论区分文化-关系为体用关系，在思想史上委实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