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彭泽丰确无处申冤，每天挨斗，强行拉去修田，抬石头，关押，各种手段都采用过，经常吊打，连牙齿也打掉了；身体上受伤不少。为什么会招到这种苦难，关键是以前一些干部给我所造成的舆论。什么历史反革命，什么封建迷信等等。并抄走了道家的一部分经典，还有贵重中药材，其中水银、朱砂和各种丹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退还？”

     “自1958年停发生活救济金后；自己都想应该有出路，最后下决心……民间行医，也收到了效果，治疗了一些病员。因为在教门中，一学道经，二学医典。”

     “由于时间长久，我也与一些社员、干部结下同志般的感情。从行医看来，有外地，其它县的，当地的，总的说来各地都有。我彭泽丰，主要采取中药治疗，也没出什么医疗事故，可以查证的，也没宣传过迷信，相信不会犯什么错误。

   我想一个年迈的老人，将死后还不明不白，背作一个历史反革命罪名的包袱去吧!但是我一贯相信的党的政策，相信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我彭泽丰一切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落实；只要是实事求是，一切事情会恢复他的本来面目。我等待落实政策。”

   了解和同情他的群众、干部，也曾几十次通过不同渠道向省、县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希望早日解决李真果的问题。

   如1983年1月6日遂宁县群众夏某的申诉书中说：“1979年9月，我父亲患肺脓疡，经大安、三家医院诊治无效，并下结论说，医疗不收效果。我不能眼见父亲坐以等死，遂抬去彭道爷处；仅用12味中草药，两剂即告痊愈。现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