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清晨，李真果在门上悬挂白花，身穿白衣、白裤、白袜，全身上下一片白，用中国民间最隆重的披白吊孝的礼仪，为毛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里，李真果同全国人民一道被推进了深重的苦难之中。作为一个生活在农民群众中间的宗教界人士，他所遭到的迫害与打击更加粗野放肆。他的感受自然也十分强烈。所以，当“四人帮”被粉碎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制订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萎顿多年的农业生产，迅猛上升，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李真果，为此而欢欣鼓舞，表示了对邓小平同志的发自内心的爱戴之情。他说，“还是邓小平的政策好，搞承包，搞责任田，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心搞活了；劲也大了。现在红苕长得大，粮食打得多，莱也长得好，就连猪儿也长得快。大家要惜福，不要忘了前几年，吃不上顿，没有下顿。大家饿着肚子，还要搞斗争，你斗我，我斗你，斗来斗去，遭殃的是老百姓。邓小平看得准，要大家搞生产，把生活搞好，让老百姓有吃有穿，过几天舒服日子。大家要听他的话。不要再去胡乱整人。”在宗教活动中，李真果也经常用道家独特的方式，为邓小平同志的健康长寿祈福。

   正是出于对毛主席、-党的热爱与拥护，出于要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爱国赤诚，这位爱国受教，有学识有道德的道教信徒，竟然在自己已届70高龄之际，主动报名参加修建成渝铁路的工作，坚持了一年又十个月的劳动，获得了施工队领导与民工们的一致好评。1952年10月，成渝铁路完工后，他才返回安岳三斗公社落户。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五保户待遇。但是，他仍然坚持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并且利用空闲时间，分文不取地义务治病，为不少病人解除了痛苦。从那时起的四五年间，李真果的生活虽然仍是清贫的，但在精神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宁静愉悦的。

   从50年代后期起，我国社会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左”的思潮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人民公社的建立，大跃进运动的展开，铺天盖地的浮夸风、-风，以及作为它们的直接后果的三年困难时期，使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与工作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落到李真果的头上。1958年7月，李真果在安岳新生公社六大队为人治病时，被桃市公社个别干部非法绑架，并且抄走了他的药物、经书、医书及粮票100余斤；现金400余元。后经安岳县有关部门调查，判定李真果并未犯法，要求公社立即无罪释放，同时退还被抄走的所有东西。 结果，李真果虽被释放，但抄走的东西一件未退。相反；李真果自1952年修路返乡后一直享受的五保户待遇，也被公社的个别干部无理取消。

   1959年，李真果的生活日益艰难，这时他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每天仅食一餐，餐中的主要食物是南瓜叶、丝瓜叶、红苕藤、牛皮菜及柏枝、树叶、草根等。但他仍然坚持念经修道，并为周围的群众看病治病，因此，又遭到了云丰公社个别干部的毒打，辱骂，并向群众宣布，李真果是“反动一贯道”，“他到处搞反革命活动，是在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妄想变天复辟”。强迫群众不与李真果往来，并且监视管制老人的行动。

    1960年，他们又一次以老人“到处乱跑，非法活动，搞一贯道”为理由，动用竹板、钢钎等。残酷地毒打这位80余岁的老人。他们强迫老人承认“罪行”，要老人写“悔过书”。老人被打得遍身是血，但绝不屈服，他破口大骂，坚持无过可悔。]962年，在云丰公社礼堂内，个别干部又纠集一帮人，再次非法斗争、毒打李真果。老人被打得遍体伤痕，头发被扯落，鲜血流淌，旁观的群众无不伤心。事后，有人问老人：“他们如此凶残地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李真果悲伤地回答：“我连蚂蚁虫子都从不伤害，怎么能够还手呢?这也是魔，也是报应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中国，同许许多多的干部、群众一样，李真果也陷入不更大的苦难之中。从“文革”开始，直到结束，整鳖10年的时间，李真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他被无端戴上“一贯道”、“历史反革命”、“-犯”、“现行反革命”、“管制分子”、“封建迷信头子”“大骗子”等数顶帽子，经常被关押、批斗、毒打、辱骂。个别干部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老人大打出手，百般折磨，多次将李真果打得昏死过去。他们用竹板打，用布包上秤砣打，用棍棒、钢钎打。打老人的头颅，抓老人的头发，踢老人的下身。总之，横下心把老人往死处打，老人鲜血淋漓，头发抓脱，胡须也被扯落，牙齿被颗颗打落，颅骨下陷，左臂骨折断裂，令人惨不忍睹。

    在一次残忍的毒打之后，他们将李真果用绳索捆起，吊在屋梁之上，继续用棍棒、钢钎等毒打，直至老人昏死过去，他们才扬长而去。然而，昏死的老人却仍然被吊在梁上，从早上10点，一直吊到深夜11点，根本无人过问他的死活。几位好心的农民，实在难以忍受，冒着危险，悄悄地放下绳索，抬着已经昏死了一天的老人，送到老人的破房中。然后给他准备了一些水，把门紧紧关闭，让老人独自一人躺着，生死只好由天了。

    老人满身伤痛，一人躺在家中，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没有任何人照顾，完全是靠着他超人的信念与非凡的内功，自已治疗着伤痛。半个月左右，老人没有出门露面，人们都认为老人这次确实被打死了，大家都十分悲伤。然而，老人又一次死里逃生，奇迹般地复活了。事后，有人问老人，为什么如此毒打之后还能生存。老人回答说，“他们要整死我，没有那么容易。老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可以自已医自己，就死不了。老子还要活下来，看看他们的下场。”。类似的惨况多次出现，老人被关押，被毒打，被隔离，被斗争，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触，李真果经受了苦不堪言的人身摧残，精神上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李真果有时也会破口大骂，发泄心中的怒火。他痛骂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老子为人治病，救了那么多人命；从不伤生害命。你们反说老子是一贯道，是反革命、-犯，总想把老子整死，丧尽了天良，决不会有好报。”

    李真果每想起自己平生为人治病济世，行善积德，却招来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心中郁愤难忍，时而破口大骂，时而仰天大笑，似疯非疯，似傻非傻，或吟或唱，或歌或行，形似一名疯疯颠颠的狂道人。个别干部为了掩人耳目，强行把他关锁在云丰场上一家理发店后面的一间破烂边房中，不准群众与李真果往来。过房的二面都是厕所，环境极差，苍蝇、蚊虫满天乱飞，老鼠、蛆虫遍地横行。

    但是，李真果无私为民、除疾治病的功绩，早已人人皆知，有口皆碑。无论那些恶棍怎样设防，许多群众还是悄悄地、千方百计地去看望老人，请老人看病。李真果也总是强忍心中的悲愤，为病人望诊切脉，布气驱疾，并告诉病人治疗的药物及用法，同时劝导病人，要多做好事，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要心好，多做好事，想好得好，病就得好。”

   长达10余年的囚犯般的生活，却未能改变李真果修道求真、教民济世的理想抱负。他常年居住在厕所旁的破房中，在粪池边修行。尽管四周臭气熏天，房中却干干净净。老人独居其中，每天仅食一餐，餐中仅有一点粗粮，其余的都是菜叶、菜根、树叶、野草等。甚至经常无粮断炊，无餐可食，仅靠一杯凉水维持生命。但他不以为苦，不改其乐。一旦有机会见到外来的人，总是谈笑风生，说古道今，讲解道家学说和医学验方。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少数基层干部头脑发热；凭借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但是，尽管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的打击，李真果方寸不乱，头脑清醒，丝毫没有动摇对毛主席、-党的信任。他多次对人说：“毛主席、-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毛主席历来就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搞大团结。下面的这些坏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乱打人，乱整人，扑拿骗吃；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不要了，是违*产党的党纪国法的，总有一天要遭报应，我的问题也会说清。”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一时之间是非颠倒，人妖混淆。但是，李真果仍然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总会有澄清是非、鉴别人妖的一天。当他一次又一次遭到毒打，一些群众要为他喊冤叫屈，上访告状。他总是劝告说：“不要去，不要去，去了也没有用处。现在是一团糟，谁也管不了谁。老子打死也不告状，饿死也不求官。但总有一天，要给老子把历史搞清楚。他们打人抢人，无法无天，人不管天要管，总要受到恶报。不知法犯法者，将来要处罚，知法犯法，加倍处罚。执法犯法，从重处罚。屡教不改者，必须重重惩罚。”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那些手中有一点权力的恶棍，不仅残酷地折磨李真果本人，并且无情地打击关心李真果的群众。对待那些求医治病的病人，他们肆意地追打、辱骂、关押，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恶果。

     如原遂宁县胜利公社青年农民石某，因长期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严重缺乏营养与休息，患了严重的遗精病，身体极度虚弱，无法参加劳动，经过多方治疗无效。后来听说安岳云丰公社彭道爷专医怪症奇病，于是专程前往李真果处求医治疗。经李真果精心治疗几次后，病情逐渐好转，石本人和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

    不料一次他去李真果处看病，被云丰公社个别干部发现，强行拘押，私设公堂，一口咬定他是来向彭老道学习“一贯道”，百般毒打致残，其肋骨被打断，胸部严重疼痛而成痨伤，然后押送回遂宁老家，扬言还要继续进行批判、斗争、管制。这位病人万念俱灰，他想到一则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法再养活自已，供养父母；二则有被继续毒打，批斗至死的可能；三则可能影响其年迈的父母的生活，回家几天后，便含恨上吊，自缢身亡。

     一位20余岁的青年，就这样被活活地逼死了。恶人们对于已死的青年，也不放过，还给他安上了“畏罪-”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以此来折磨病人的父亲。死者的父亲被多次批判、斗争，被加上教育子女不严，纵容子女参加“反革命活动”，“配合帝修反、蒋介石，梦想复辟”等等罪名。就连他的弟弟也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受到非人的歧视和奴役……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人们无法伸张正气，只好悄悄地尽力帮助老人，并盼望着是非早日澄清，让老人的问题得到正确处理，使老人能够安宁幸福，发挥他的光和热。

    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李真果的处境有所改善。他可以比较自由地走动，与群众往来。他坚持毕生的抱负，继续为病人治病，劝化民众。1979年，李真果迁居遂宁县三家区胜利公社三大队一小队(即核桃村)郑某家。此时他的名声已非常大，全国各地都有病人千里迢迢来此求医。为了满足广大病员的需要，李真果和他的学生们几次写报告给当地政府，请求批准建立一个医疗点，以便合法地开展业务。

    1980年3月8日，由其学生郑某；冉某起草的《关于彭泽丰老人移居、行医的请示报告》说，“老人百多岁高龄，无儿无女，多年来为人民治疾操劳，解救疾苦，毫不计较报酬，医术超群，远近闻名；方俭而效奇，成千上万的群众获得再生。”

    老人在四帮横行时，曾受云丰公社少数人的百般欺凌，捆缚吊打。现在，老当益壮；精神百倍。学生们要求，老人一心迁居遂宁县……“教导行医。目下老人日渐衰老，油盐柴米食宿无人扶持，晚年生活确实困难。经彭泽丰老人志愿和我生产队讨论同意，迁往我家合居，生活按原供给。”

    “根据党的政策迁居自由的法律保障，和百花齐放的方针，该老人来我处后，在我们协助下，为发掘中草药金库而努力。医治无数的病者，大医院治不愈的，能重返工作岗位工作，更好为四化出力。”

    在老人的指导下，由几位学生组成自负盈亏的医疗点，以对党对人民发挥其医药特长，他愿将医术贡献给人民大众，为四化建设服务。老人常教育大家说，“医学俭方，人物有益。不用刀针，冤战病息。勇敢劝救，性球和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执行，天下太平。等等一切济世救民的话，上符合党的政策，下深得群众拥护的说话和做法，深受人敬佩。”

    “望上级领导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任人唯贤，念该老人年老和民众的痛苦，将平生积累的医药方法教给学生。不致百年苦钻荒芜。”

    1981年5月10日，李其果又以自己名义书面申请，希望遂宁县卫生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发医务执照，以便正常开展医疗工作。申请书说：“我自幼行医到现在，多年治病，主要以中草药为主。无论聋、哑、盲、痣、癌及妇女阴道滴虫等奇症怪病，只用少量中草药便可-。药价低微，群众满意。现在由于我年纪老迈，无力应付数以万计的病人治病，特教徒弟郑某、彭某作为我的行医助手。为了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将我一生的医术贡献给祖国人民，为此求该局办理医务执照……申请人：彭泽丰。”

   这份申请报告，得到了公社、县府有关领导的明确批复。1981年5月12日，遂宁县胜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复，“情况属实，希照办。”并盖上了管委会的公章。5月14日，有关领导批示：“情况属实。”5月1日，另一领导也批示：“请卫生局、工商局派人调查后，提出意见。”但此后并无结果。

    同年9月，李真果再次向有关机构递交了《关于要求继续行医的申请》；这份申请书的要点有三：第一，“我多年行医，救民为国。我自幼喜爱道家学说及中医，每当我见着病人，总想把他的病医好，多为国家作出贡献。故多年来，专研中医，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因而不少的奇特怪症，都不需动刀针，以简单的中草药即可-。这有无数病员为证，这也是我救民为国的愿望之一。”

    第二，“行医为人民，有益而无害。我行医几十年，一见病人总想把他的病立刻根除。在药的价格方面，我尽量以最低的成本为起点，略加手续费。有时有的病员无钱。则分文不取，全药相送。甚至无钱回家者，无偿支援路费，使病人回家。我医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医院不愿再医的人。我让病员早日恢复健康，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我认为这是对人民有益而无害的。”

    第三，“因此，我要坚决为民继续医病。同时，请求领导发给我的合法-，以及准许我的学生彭某、郑某继续为我的助手。医人民的病，帮助国家医病。我不为名，不为利，不为高官傣禄，只为早日实现四化，而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故特此申请，要求继续行医。”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许多性质并不相同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件事、一个问题本应得到的解决，往往会受到在它之外、不该由它负责的其他因素的干扰。1981年，党的宗教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自然不能同10余年后的今天相比拟。同时，许多旧的管理方法、条例被废除，新的尚待建立健全，造成了社会管理上的空白。早已沉寂数十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在全国各地滋生蔓延开来。在复杂的社会球境里，李真果一如既往地坚持消净无为、无私无欲的道家学说，运用道家医药学为人治病。他的德行受人景仰。他的医术更吸引了远远近近的众多患者纷至沓来，使他的医疗点周围，经常涌动着如潮而至的人群。人群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求治心切的病人集中的地方，自然也会有一些不肖之徒汇聚拢来，趁机装神弄鬼，贩卖假药，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以牟取利润。有的人甚至信口雌黄地打着“彭老道的学生、徒弟”的幌子，以欺骗远道来的病家。对于这种复杂的社会情况，李真果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一方面，他需要有一些学生、徒弟继承他的道业医术，发扬光大道家救民济世的思想。一方面他又需要清静的环境，继续他的内炼修持。然而，真正成器的学生、徒弟并不多，大多数是。怀有各种个人目的……他却难以摆脱。他生前多次愤慨地说，“有些人把老子当金字招牌，拿去到处行骗搞钱，不要以为老子不知道。总有一天，就连老子也要被他们弄死。”

    李真果请求政府批发医务热照、允许继续行医的报告，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送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从前面所述有关领导人“情况属实”的批示，到“派人调查后，提出意见”的决定，反映了他们在复杂的情况下的犹豫难决。但是，1981年12月1日，遂宁县人民政府印发的遂府函(81)237号《关于郑某某等人非法行医卖药一事的处理的通知》，却使李真果合法行医的善良愿望彻底落空，并给这位百岁老人带来许多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这份通知的措词，同样表现了执事者的犹豫。多年来，于当地行医，在广大群众中享有盛誉的是彭泽丰(即李真果)。但是，这份“经县人民政府派出的彭泽丰行医卖药情况联合调查组……查证核实”后写成的文件，却恰恰绕开了对彭泽丰本人及其医术、医疗效果的评价这个中心问题，而把问题转移到"郑某某，伙同彭某某，利用道教信徒彭泽丰(彭老道)的宗教身份……进行非法行医"上。从字面上看，通知认定彭泽丰本人仅仅是被人利用的，似乎绕开了他，保护了他(至少是把他搁置在一边，没有对他本人作出结论性的意见)，但事实上，通知宣布的“取缔郑某某等人非法行医、制售伪劣药品，解散其所谓的医疗机构和所用人员”的决定，却使打击又一次直接落到李真果的头上。

   1982年10月7日，遂宁县有关单位，以“非法行医”的理由，抄封了李真果所在的医疗点，并将老人先后送入遂宁县敬老院、遂宁县看守所、三台县养老院居住。其后，又将老人送归安岳，居住在驯龙区养老院。

    客观地讲，遂宁县、安岳县的党政领导是关心李真果的，也是爱护老人的。但由于情况错综复杂，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做出保护性的"隔离"措施。因为社会上也确有少数人利用李真果的威信，去骗人骗钱，从事封建迷信活动；鱼龙混杂，良莠相间，这种难以澄清的局面，使得李真果的晚年不得清闲。

    经过这样的反复折腾，李真果实在难以保持精神的宁静。他强烈渴望有一个安静的修道场所。1983年2月，他的学生薛某、陈某把他接到了成都，先后住在成都红牌楼小学、青城山。短暂的半年，李真果总算得到一些安宁。

    在这几年期间；李真果曾几次上书四川省民政局、四川省政协及省委统战部，盼望能够落实宗教政策，澄清他的历史。

   1981年6月6日，四川省民政厅川发政群(81)1869号说：“彭泽丰同志；你写的申诉已收悉。关于你要求平反与退；赔非法抄家的财产问题，我厅己分别转省人民法院与安岳县人民政府，希听候处理。此复。”

   1982年9月26日，李真果再次上书四川省委统战部及四川省政协，要求早日落实政策。信中讲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说：“本人一直拥护党各项方针、政策及法令。”“在我的思想上，总是盼望有一天能按照实事求是的政策落实吧，使我放下背了几十年的沉重-思想包袱吧，幸福过度晚年，因此自己也主动要求县政府及县公安部门尽快对所有的一切历史进行全面审查，是否是历史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