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把进化文化教育应用于历史研究领域，形成了他的新史学理论，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明确地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孟子以来的“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之未明也”。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在当时曾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不过，他的历史观中还夹杂着《公羊》“三世说”的万分，并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化发展的，是少数英雄人物，“舍英雄几无历史”。到了晚年，他又否定了自己早年提出的进化史观，转而去拥护“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

  梁启超思想还受传统儒学“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阳明学说的影响。在他看来，只有“心”才是实有的，他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纪，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自由书·惟心》）又说“人世间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 （《新民说·论尚武》），“思想者，事实之母” （《国家尽可能变迁异同论》）。这显然是王阳明“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他还相信佛教所谓的“三界惟心之真理”。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述涉及-、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方。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具特色。他著述甚丰，自1902年起，凡七次结集刊行。目前通行的是他去世后三年（1932）中华书局印行的《饮冰室合集》，共有一百四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