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少时曾为狱吏，后有罪而免。家贫，替人牧猎为生。四十岁左右始学《春秋》杂说，颇受（转相传授）于齐人胡毋生。汉武帝即位初年（前１４０），招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已六十岁，以贤良征为博士。不久因出使匈奴忤旨，移病免归。武帝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诏征文学之士，公孙弘在百八应试者中名列下位，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公孙弘善于察颜观色，向上奏事不准从不自辩，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因而能深得武帝之心，一年之中即提拔为左内史。不久，又迁为御史大夫，最终官至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平时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养后母孝谨，后母死，服丧三年；用家资养宾客，家无所余。但其为人恢奇多闻、外宽内深，表面对与其有隙者和善，暗中却必加报复，杀权臣说父偃、外放董仲舒为残暴的胶西王之太傅等事，均出于公孙弘的阴谋（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公孙弘在学术上并无所长，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折过程中作用巨大。如果说董仲舒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为汉武帝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公孙弘则主要为这一转折过程制定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１２４），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为“五经博士”设弟子的措施是一整套的关于儒家经学教育和选拔国家官员的方案，其中包括教育方针、选择条件、学习和考核方法、修业期满后的分配等一整套措施，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1、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2、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