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乳酒”的方法与技能。为谋道众生计，他开始设厂制作。岂知刚有经济效益，便引起某些人眼红，悍然以公社名义平调归“公”，将傅元天排挤出厂。傅元天亦一笑置之，依然率道众务农。乳酒厂终因强占者不知制作-，且不善经营，不久亏损倒闭。1975年，灌县文物管理所竟然接管青城山全部道教宫观，没收庙产及道士私人钱财(如易心莹大师私人储蓄亦被没收)，经书、法器等等皆一概没收，还要住庙道众向他们交房租，要道众用高价向他们购买信徒所上之神灯油，道众敢怒而不敢言。造成经堂沉寂、钟鼓无声，在所谓“红色恐怖”之下，青城山道教俨然是已被消灭了。易心莹大师悲愤而死。傅元天心情郁闷，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忍辱负重，带着道众砍樵谋生。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相政府拨乱返正，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青城山道教界才得以重见天日。傅元天从头开始奋力为恢复青城山道教宫观之原貌而奔忙。他带领全山道众下山跳粮，开办为香客、旅游服务的餐馆，营薄利以解决全山一百多道众的最低生活问题；进而又多方筹募资金，维修危旧庙宇殿堂，重新筹办道家洞天乳酒厂。在宗教政策尚未能全面落实和庙宇耕地等没有收回之前，他就便会山常住道众安定下来。]980年，青城山道教协会成立，众望所归，傅元天当选为会长，并兼任常道观监院。接着，他又当选为中国道协常务理事。成都市道协会长、灌县政协副主席、成都市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他既要负责青城山毛座宫观(即建福宫、常道观、祖师殿、朝阳洞、上清宫、圆明宫、玉清宫)、两个工厂(洞天乳酒厂和茶厂)的经营管理事务;还要兼顾新津老君山、大邑鹤鸣山、彭县葛仙山、彭县丹鼎山．成都青羊宫、灌县二王庙等地的道教教务;又要定期出席中军道协的会务会议及县、市、省政协的参政议政会议。
1985年，青城山青龙岗洞天贡茶厂和响水洞洞天乳酒厂正式投产(乳酒厂于1982年筹建，1983年试产，傅元天试制成功，四川省政府授予重大科技成果奖)。在整个兴建过程中，傅元天都是同道众一起劳动，同甘共苦。1985年夏，青城山丈人峰顶岩石崩塌，砸碎了通往上清宫的半山亭，打伤了游客，而峰顶岩石更是岌岌可危，时时有下坠的危险。傅元天为过往行人担心，他主动与当地生产队协商立即改道，新修一道以通过危险的坡坎。他向道众说明，修桥补路，多作善事，是出家人的本分。道众一致赞同他的意见，节农缩食担负起了修路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修好了新路，保证了行人的安全，大家都感谢青城山道众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心肠，而傅元天一向都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随着青城山道教界所经营的劳动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在傅元天的倡议和领导下，分期分片维修青城山宫观、山道、路亭；开办为旅游服务的商业网点，开办矿泉汽水厂；开办以爱国爱教为宗旨的道教学校，培养青年道教徒。他还东奔西走，积极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立地方道协组织，加强宫观管理，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等等，他无不尽力而为，任劳任怨。
他自从出家以来，严守规戒，被全真道徒奉为楷模。自1980年以后，尽管他地位高了，宫观经济也宽裕了，但他却依然生活俭朴，睡在他那个小家房，一日三餐素食，保持换洗两身道袍而已。虽年逾花甲，仍然操劳于教务，奔走于山上山下，即使他生病了，躺在床上也在考虑安排教务，生活尽量自理，不拖累别人，也不许庙里和徒弟们为他破费。由于爱国爱教，道德高尚，在全国遣教界中受勤崇敬，在1986年中国道协第四届代表会上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1989年他又被推选为中国道协道教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
1989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即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道教全真派在祖庭北京白云观举行隆重传戒受戒活动，傅元天是这次传戒活动的主持者之一，并被授予“大师”称号。他在传戒法坛上以《修戎之目的和我们受戒后的努力方向》为题发表了讲话，他鼓励道士持戒后应更好地爱国爱教。他说:“(一)自古至今，没有不爱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社会道德的神仙， (二)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祖国也不可能繁荣富强，社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安定团结。对道教界来说，也就没有新中国道教，更谈不上今天在白云观传戒和受戒，因此我们道教界人士应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严格遵循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努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范公民。(三)得戒弟子，回到各地宫观，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太上之律条来很好地衡量，也都要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对社会自觉负责。”这是傅元天大师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他是当代道教徒爱国受教的楷模。1992年8月，中国道协召开第五次全园代表会议，改选领导成员，众望所归，傅元天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并兼任中国道教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