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

三　世纪之交的中国

　　十九世纪以降，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始向域外(世界)投去惊异的目光，然由此再开“处士横议”之风。然而，十九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在静态的描述和平面的展示。而世纪之交作为“世界人”的梁启超对世界的观察，目的是为中国的定位明确空间和时间的参数，以确立一个切实的立足点。

　　中国之于世界，空间上处何地位呢？随着欧洲民族帝国主义掀起的浊浪奔涌东来，中国首当其冲。1899年梁启超作《瓜分危言》，棒喝国人，预言在世纪之交西方列强争夺的焦点将由非洲、拉美而移至亚洲。一年后，八国联军横践京门，梁启超认为这多少印证了他的预言。

　　1902年初，梁启超作《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将列强在亚洲的竞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在印度，第二期“重心点专集于中国”。与第一期不同的是，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今日茫茫大地，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时下的英日同盟，黄白两种人握手以立于世界。结果，“岂非此新世纪中民族竞争之大势，全移于东方，全移于东方之中国”。

　　就中国的内情而言，戊戌政变后慈禧的倒行逆施，为命运多舛的中国在新世纪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期列强瓜分中国之论甚嚣尘上。1899年6月，梁启超应日本某大报之邀作《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响应西方列强的分割中国之议。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征诸欧、亚各国历史，各国之兴亡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眼前的处境虽如此前之土耳其、印度，但中国人种有自己的“特质”：一、富于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