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的挑战，梁启超主张：“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

　　如何才能“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呢？“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为此，必须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教育，梁启超认为这也是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宗旨。“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之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于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于地理、受之于历史、胎之于思想、播之于风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务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采他人之可以补助我者，吸为己有而增殖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以一部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率先设计了一个全方位的民族自我更新的蓝图。

　　民族主义之生成，除了要培植自己的根柢外，还需要域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刺激及民族英雄的示范，以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此间，梁氏写了《自治！菲律宾自治！》，对世纪之交菲律宾人民不屈强敌的压力而争独立称颂备至。《新罗马传奇》以文学剧本的笔法，“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泣可歌”。此外，他还作了《意大利建国三杰》(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这些作品几使同时代中国的青年志士心往神驰，不能自已。

　　在经济领域，由于二十世纪的巨灵——托辣斯已横空出世，“产业竞争”之时代正取代“铁血竞争”之时代。一国的强弱在于能否在产业界占一席之地位。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广结工会，发动罢工，进行消极抗拒，而应将中国的优势产业，如丝、茶、皮货、瓷器、纺织等“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

　　关于政府行为，是放任还是干涉？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之弊在于本该放任者却干涉，反之亦然。他主张“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此论虽抽象泛论，但就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处境来说，政府自当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