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那么，秦始皇在统一以后的十几年里在社会建设上是否只有破坏、暴政，而毫无建树呢？秦始皇是否在“取”与“守”的问题上没作一点思考呢？考之史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首先，秦始皇在社会建设上有求“同”的思想。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初并天下。就在当年，秦始皇否定了分封和郡县两种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并行的方法，采取单一的郡县制，这样，帝国境内的社会管理完全是中央集权式的，世袭的贵族制、分封制不见了踪影。秦始皇本人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求其宁息”，达到“天下和平”。二十六年，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的“一”、“同”同义，就是“统一”。这种求“同”求“一”的思想与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求“同”好不好，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如统一的法律对社会有益处，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车轨、道路，统一的计量单位，统一的货币，对社会都有好处，如果联系到战国纷乱的历史背景，好处就更多了。可见，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对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研究，采取的措施非常果断，眼光非常长远。

　　例如，统一的法律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就有益无害。汉代的政论家说秦赭衣塞途，囹圄成市，严酷的秦律把社会变成了一所大监狱。过去，我们对汉初法律不甚了解，因而对这些政论家的言论解读难免片面。可是，拿近年出土的汉初法律与秦律比较一下，就发现其实差不多，秦律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酷，因此完全把秦律看成秦代社会稳定的对立物是不合适的。秦始皇在很多场合谈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中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说“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如此等等，都是强调整个社会的运行要有法可依，公平的法律是包括老百姓（“诸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老实说，这样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对。秦律确实比较细密，但法律细密与法律苛刻不能划等号。秦律当然是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法律，但秦律也体现了社会建设的思想，这一点值得研究，尤其要把二世时期的残暴行为与秦律区别开来。

　　其次，秦始皇并没有全盘接受法家的社会思想。儒家说统治社会要讲礼仪道德，法家讲统治社会要依靠法、术、势，要“愚民”。法家是敌视儒家社会思想的，这在韩非的言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细检秦文献，发现秦始皇重“法”但也不弃“儒”。二十八年邹嶧山立石，鲁儒生就参与了议论，泰山石刻中还有“男女礼顺”之语。同年琅邪刻石中讲到“法度”要“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秦始皇还强调移风易俗，创造“廉清”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有儒家社会思想的痕迹。　　

　　再次，秦始皇有“节事以时”的“民本”思想。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守礼在给属县下达的公文中说：“田时h（也），不欲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此文颁布于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统一后的次年。公文中强调要尽量使用犯罪之人来承担徭役，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使用老百姓要慎之又慎，如果多加征发，要立即以法律论处。这似乎与我们对秦代滥用民力的印象并不吻合。其实，这种行政风格是始于中央再传到地方的。如二十八年的琅邪刻石中，秦始皇就说，国家要“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结合里耶简，可以认为这种思想是得到贯彻实施的。

　　本文无意为秦始皇翻案，但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对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社会，除了深受法家的影响以外，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做了一些事情。他想把未竟的事业交给扶苏，这个选择无疑是对的，且正好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面。不过历史在这里走了弯路，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