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al>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澄清了反对派在理财问题上所制造的各种混乱以及一些糊涂观念，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够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很早以来，王安石便曾提出，首先需要发展生产，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还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亦只能是调动直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要调动这种积极性，就必须制订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使劳动者能够在生产第一线上稳定下来。因而这些方针、政策的制订，对生产关系起着调节、改组的作用，使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性质。如果做到这一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于是制定这些方针、政策的国家政权，在这次改革中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深刻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对军事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而王安石亲自撰写的《周礼义》以及《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便是为学校教育改革中提供的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以后，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歧，爱子王{雨方}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新法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列宁曾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情民众疾苦；晚年的诗侧重于讲究技巧，雅丽精绝，为世所称。有《临川先生文集》本、《王文公文集》本传世，但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也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宋史》卷327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