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夏天，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要搞“运动”的风声。爸爸回家说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他在整理行装，行步之间似有些心思，临走时对母亲讲“你要小心身体……”从此近一个月没见到爸爸，再见时，是红卫兵抄家，他被押回来看着，传说伍子青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故事。爸爸的头发被剃光了，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清清楚楚：全白了。

　　过了几天，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去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放心不下，也骑车来到了北池子大街中国京剧院院部小礼堂，我躲在最后面，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李少春押上来……”我已木在那儿，在一阵震耳的口号声中，爸爸被三个人押着急步走上了台。这时居然有人说：“嘿，脚底下真溜，看得出有功夫。”爸爸手上举着一块大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李少春”好久好久纹丝不动，同一个舞台，爸爸演出了不同的戏码……我只有恐惧和心痛。

　　爸爸是十分内向的人，他很喜欢孩子们在他面前玩闹，或争执些问题，或讲些笑话，虽不插嘴，但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另外他总是衣着整齐，即使是在家里，就连抽烟、闲聊天都不放松他那挺拔的气质，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劳动改造”的他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三轮平板车运砖，走路总是低头直视，恐其被人讲有不服气心态时，真是心痛。为了安慰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么巧劲……我们担心他受过伤的腰能否撑得住，他深沉他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一句白话而深切的言语，多少年来常在我脑中回响。

　　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