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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杂志。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同年4月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先生共同创办新亚书院。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
1958年元旦,由唐先生负责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了被称为海外当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中国文化宣言》,系统阐述了“新儒家”的思想,把“新儒家”发起的儒家复新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1962年,唐先生出任“东方人文学会”会长。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唐先生就任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系务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74年,唐先生由中文大学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并创办新亚中学。1975年,应台湾大学之请,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1978年2月2日,唐先生病逝于香港九龙,安息于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
唐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与著书立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和培养人才。其主要著作有《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国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心物与人生》、《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哲学概论》、《西方文化对东方之挑战及东方之回应》、《阳明学与朱子学》等共计论文300余篇,专著20余册,平均每年写作20余万字。著作之丰,在当代学人中可谓无人能出其右。
唐先生毕生事业,择其要者有四:一是在1950年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书院创建之初条件极其艰苦。可就是在几位创始人的理想与信念支持下坚持了下来,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的儒学后进。二是举办了大量讲座,并积极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唐先生先是创办新亚学术文化专题讲座,邀请了大量学术文化界名流并身体力行亲自主讲,共讲学139次。后又组织“哲学会”,坚持了近5年共50多场,大大张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儒学的影响。在多次出访中,唐先生感到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缺乏真切的了解,存有颇多偏见。因此,他不辞辛劳奔波于世界各地访问演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了诸如《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挑战及东方的回应》、《儒家思想的重建与亚洲国家近代化》等文章积极回应了西方的观点,为新儒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泛的天地。1963年,唐先生又在香港与牟宗三先生共同创建了世界性的学会“东方人文学会”,以宏扬中国儒家文化为己任,力图使孔子成为“世界的孔子”。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三是在1957年,唐先生与张君劢先生在美国见面后,都认为很有必要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基本认识和对未来的展望进行详细的阐述。于是在征求了牟宗三、徐复观等大家的意见后,由唐先生主笔,于1958年元旦联名在香港《民主评论》、台湾《再生》上发表了名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即《中国文化宣言》)的文章。后又译为英文发表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季刊》。该宣言共12部分4万余字,详细批驳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曲解与玩赏的态度,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差异与互补、世界文明的未来等重大问题。《宣言》的问世代表着现代新儒学的确立,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要与研究现代新儒家最重要的文献。由此也确立了唐先生现代新儒家代表的地位。四是在唐先生晚年,由中国哲学入手,先是取儒、释、道之精华,于1961年撰就通俗性的哲学教材《哲学概论》;其后他历时十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原论》一书。最后综合中西及印度哲学对心性的看法,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提出了“三向九境”说,“构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中国当代的哲学大全”。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位乡贤大家,宜宾学院于2000年6月成立了“唐君毅研究所”,牵头组织了唐君毅学术思想研究会,创办了《唐君毅故园文化》刊物。“唐君毅研究所”成立仅3年,便发表了多篇有关唐先生思想学术的研究论文。
□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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