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的时候，宋美龄陪着蒋介石视察了綦江的水利工程，后来到了成都，自然要到闻名已久的都江堰去“视察”一番。同时，游览了二王庙、青城山，还到了凉山、西昌，同丈夫一起接见彝族妇女，并与之合影，表示亲善。７月中旬，夫妻两人返回成都，因天气炎热，便到峨眉山避暑。宋美龄是基督教徒，但并不排斥佛教，她将释迦牟尼视为耶稣，将观音菩萨视为圣母玛利亚，一见到这些神像便用基督教的方式行礼如仪，不伦不类地念着：“阿弥陀佛、阿门！”令人忍俊不禁。她和蒋介石是乘着汽车从成都出发的，到了峨眉山脚下，改坐滑竿登山，宋美龄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观山望景，感到飘飘欲仙，舒心极了。可是滑竿抬到洗象池，便因山路太陡而只能步行或由苦力背着才能上到金顶。宋美龄自幼娇生惯养，哪里走得上去呢？叫苦力背吧，她又嫌那些苦力“脏”，蒋介石叫那些衣冠笔挺的侍卫官背，她也不愿意，而是调皮地笑着说：“我要夫君背！”这可把蒋总司令难住了，他统帅千军万马，比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还要威风，却背不动一个纤柔似柳的娇妻，只好将她安置在洗象池，自己领着一群侍卫上了金顶，宋美龄则在洗象池逗猴子，手背被猴子抓伤了也毫不介意，只是遗憾于未能上到金顶。

　　在四川的日子里，宋美龄对巴山蜀水的山光水色赞不绝口，但是她对当时的“川民”种植和吸食鸦片烟却很反感，到处发表演说，大声疾呼扫除烟祸，劝告四川的官吏们将烟馆全部封闭。她还组织了一些官太太来肃清烟毒，可惜那些太太素质不高，连组织开会的程序都搞不清楚，所以禁烟活动根本无法开展。宋美龄认为四川是天府之国，资源丰富，可以开发富源，倡办工厂，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些想法当然是好的，但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实现呢？不过纸上谈兵而已！

　　重负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底，宋美龄风尘仆仆，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又一次与丈夫一起入川来到陪都重庆。她不顾疲劳，只在曾家岩官邸休息了几天，就应重庆妇女联合会的邀请，到重庆新交会堂发表抗日救国动员演说。大会还未开始，会堂内外就挤满了人，连门外的过道、扶梯上都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只见她身材苗条，气质高雅，两只眼睛又大又黑，白白的瓜子脸儿像朵鲜丽的木兰花，活脱脱一个天生丽质的大美人，可是在这大美人的樱桃小口中发出的吴侬软语却又是那么坚强、那么热烈，犹如狮吼雷鸣，掷地有声。她愤怒地声讨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那里的天空，充溢着恶魔般的暴怒，地面上喷射着火焰，飞溅着人类的鲜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在受苦受难，在无情的战火中死里逃生，遭屠杀遭凌辱，她们都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女儿。”

　　宋美龄的演讲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在她的鼓动下，不到一个星期，重庆就组织起了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民众教育队、救护队、缝制队和宣传队等５个妇女团体，并马上投入了救亡工作。

　　她经常进行这一类似的讲演。她似乎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很有鼓动性和战斗性。除了演讲，她还通过书信、撰写政论文章、接见新闻记者、发表广播讲话等多种方式，呼吁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她经常发表广播讲话，国外友人亲切地称她为“国际播音员”。她还首创了中国的现场直播之先河，让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将麦克风放在她的身前，直接向全世界听众发表讲话。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其讲话大多带有国民党党政首脑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的性质。１９３９年８月８日，希特勒的密使戈宁来到重庆黄山官邸，要与蒋介石密谈，蒋介石却叫宋美龄接待，说是“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戈宁说他是代表希特勒前来斡旋中日之战，双方讲和的。宋美龄问他：“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戈宁说取得了。她问：“怎么个和法？”戈宁说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宋美龄义正辞严地说：“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国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体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戈宁尴尬地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宋美龄说：“我们靠自己，靠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戈宁说：“在贵国，还有-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仗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她说：“我们中国有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尽管国民党内部非常腐败混乱，但宋美龄的爱国抗日之心是相当坚定的。她不仅反日，也反法西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她是演说家，更是实干家，她的口头禅是“不尚空谈、唯有苦干”。在抗战中她干得最出色的工作是战地服务、救助孤儿、募捐献金、“工合运动”和国际外交。她主持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任总会长，以弱不禁风的娇柔之躯奔赴于战火纷飞的前线阵地，慰劳将士，看望伤员，还亲自为伤员擦药、包扎伤口。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她到淞沪前线劳军，路上翻车，将她从车上甩了下来，肋骨都跌断了，她只回家休息了两天，又顽强地坐起来继续战斗，写了《日方诬言别有用心》的电讯，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上海战况，揭露日军的凶残和华北挟持傀儡组织的阴谋。

　　宋美龄没有生育过孩子，却对孩子特别喜爱。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的时候，人民惨遭杀戮，无数家庭毁于战火中，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大批难童沿街乞讨，有的甚至倒毙在路边街头，惨不忍睹。为了抢救这些难童，宋美龄与邓颖超、李德全、沈钧儒、蔡元培、郭沫若等人一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任理事长，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二十多个分会，５３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保育了三万多名难童，还在重庆小龙坎覃家沟办了一所中正学校，她自任校长，邀请社会名流前去授课，进行爱国教育。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有一队六千多名的少年儿童急需疏散到乡下去，宋美龄便将自己的座车让出来，又像个交通警察似的，亲自站在路当中，手中挥舞着旗子，要求来往的车辆停下来，转运孩子。在她的努力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平安地将孩子们转移到了歌乐山战时保育院。对于敌人的飞机，她鄙夷不屑地称为“银色小毒虫”，每当空袭到来之时，她镇静自如地疏导人群进入防空洞，还随身带上相关文件，从容不迫地照旧办公，一旦-解除，硝烟还未散尽，她就同宋庆龄和宋霭龄两个姐姐一起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帮助市民疏散，抢救伤员，救助遗孤。据统计：日本空军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３年８月的５年时间中，轰炸重庆的飞机出动了九千多架次，投弹二万多枚，炸死市民一万多人，炸伤一万多人，炸毁房屋一万多幢。这笔血债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赔偿，但那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不应忘怀！“词好苏辛狂起舞，史仇倭日醉挑灯”，这刻骨铭心的血海深仇，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宋美龄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开展献金救国运动，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发动了４０００多名妇女参加。她说：“我们要给世界各国看看，更要给敌人看看，中国妇女是多么热忱地爱着她的祖国。”“请大家不要怕劝献难，你们告诉有钱的太太和公务员，前方忍着饥寒的将士在拚命地作战，如果你们在后方依然过着悠闲的生活，有钱不出钱，怎么能希望壮丁自动入营呢？怎么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呢？把战士当做我们的父兄子弟，他们就会为祖国的危难献出一切。”１９３９年三八节那一天，她组织了八个宣传队，预备了一千多本捐献册，举着献金筒分布各个主要街道，同时又组织了两部流动献金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女孩子，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使得全城轰动，仅一天时间就收到爱国献金６３万多元。

　　１９４０年４月，宋美龄又同两个姐姐一起到成都开展救亡活动。那时由重庆到成都要两天时间，路烂，汽车颠来簸去，蚊虫追着人叮，苦不堪言，这３位“金枝玉叶”过去几乎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是她们都能忍受，还一路发表演说，展开募捐献金活动。路过简阳的时候，宋美龄送了一只美国佐治亚州的努比羊给简阳女子中学，这是一只优良的种羊，简阳人将其与本地的山羊杂交，培育出一种体壮肉肥繁殖快的大耳羊。简阳能够成为名闻遐迩的山羊之乡，宋美龄功不可没！

　　在成都，宋氏三姐妹参观视察了由她们倡导成立的工业合作社，宋美龄还亲自在合作社里为前线将士缝制军衣。她手脚麻利，动作熟练，缝制得又快又好，连两个姐姐都惊叹不已，不知她在哪里学到的这门好手艺。同时，她又发动合作社和家庭妇女训练班的妇女们做手绢和纸花拿到街头去义卖，用义卖所得的钱买布做军衣。妇女们积极响应，三天时间就做了五百多条绣花手绢和一千多朵漂亮的纸花，拿到街头高声叫卖：“先生们，太太们，买一条手绢，买一朵花吧，你们多捐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件军衣，让前线战士英勇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市民们纷纷解囊，争相抢购，看到那热烈的爱国场面，三姐妹激动得哭了起来。

　　家事
　　抗战之初，上海《申报》画刊登载了当时的１０位“标准女生”，有宋美龄和她的母亲倪桂珍、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女作家丁玲、电影皇后胡蝶、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哈同夫人罗迦陵、游泳冠军杨秀琼等。《申报》对宋美龄的评语是“相夫贤德”。这评语非常中肯，对蒋介石来说，宋美龄虽然有时候刁蛮任性，但确实是他的贤德之妻，不管内内外外，都少不了她。对内，她除了卓越地担负起各项妇女工作之外，还协助蒋介石组建了中国空军，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被称为“空军之母”。对外，她大搞“夫人外交”，多次出国，神秘访问印度，促成了中印共同抗日；又访问美国，掀起了“宋美龄旋风”，赢得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到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在开罗会议上，她全程参与了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的“三巨头”会谈，通过了《开罗宣言》，在整个会议期间，她慷慨陈词，不卑不亢，仪态万方，举措得体。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蒋介石则洋洋自得地赞扬自己的妻子：“她的价值胜过２０个师！”

　　在生活方面，宋美龄很像一个护士，对蒋介石照顾得无微不至。蒋介石有胃病，不宜饱食，她便严格监督，每餐最多两小碗。

　　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出人意料的简单，每天的膳食费只有３元钱，还包括两个佣人，一个厨师，只在招待客人的时候才加点菜。一位老同盟会员张国诠回忆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情景，同袁吃饭是“饱欲死”。他很“大方”，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直往你碗里夹，还未吃完，又给你把碗内夹满了，肚皮都会胀破；同蒋吃饭是“饥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小盘子，一个人都吃得完，他却万分客气地请你：“吃吧！吃吧！别客气！”而他自己又不动筷子，别人又怎好意思下筷呢？所以说赴他的家宴是活受罪！而毛泽东请客则是“辣欲死”，他的每样菜都放了很多辣椒，使人招架不住，辣得泪水长流，毛主席还风趣地说：“我们湖南人是不怕辣，四川人是辣不怕，贵州人是怕不辣。”张国诠感到外间盛传宋美龄穷奢极侈，挥金如土，还用牛奶洗澡，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在公开场合，宋美龄端庄凝重，体贴入微，很给蒋介石面子，但有时候她也有不怒而威的一面。有一次立法院长刘健群同宣介溪一起到黄山官邸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已经晚上１１点过了，他们还在谈，宋美龄便来到客厅，轻声细语地叫了一声：“大令！”蒋介石便惊得伸了伸舌头，说道：“夫人怪罪起来了，咱们明天再谈吧。”从这一件小事，便可看出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的威信之高。

　　宋美龄还被视作是蒋介石侍卫人员的保护伞。蒋介石军人出身，性子有时粗暴，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而“出气筒”就是他的侍卫长王世和与侍卫官蓝培基，按军规，长官责打时只能挺胸忍受，不准躲避，这时要是被宋美龄碰见了，便会告诉挨打之人：“你怎么这样呆，还不快走！”蒋介石也就不敢再打了。她经常规劝丈夫：“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火骂人打人吗？”在妻子的劝告下，蒋介石的军阀作风有所收敛。

　　但是蒋、宋两人也发生过一次感情危机。那是１９４３年宋美龄出使美国，大搞“夫人外交”期间，重庆城却传得沸沸扬扬，说蒋介石与陈立夫的侄女有染。另一种说法是蒋的前妻陈洁如乘虚而入，与蒋介石鸳梦重温。宋美龄回到重庆后听到这些消息，气得大哭，要同蒋介石“了断”，急得蒋介石连呼冤枉，还在林园官邸里的一次党政干部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辟谣：“各位同志：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瞒着蒋夫人，同一位所谓陈女士在这里同居，实际上并没有这一桩事，那完全是国内敌人对我个人的污蔑，目的是在破坏国民党的威信，使抗战受到不利影响……”蒋介石越是这样信誓旦旦地自我表白，人们越是说他欲盖弥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宋美龄说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兄弟阋于墙”。在离开四川之前，她十分有幸地见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夜，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到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美国大使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也应邀出席，宋美龄坐在赫尔利与毛泽东之间，手捧高脚酒杯，面带矜持的笑容，暗中打量着身边这位神秘的客人。毛泽东没有与她作过多的交谈，而是站起身来向大家敬酒，所敬的第一位人士就是宋美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她的尊敬。宋美龄也马上站起身来，端起酒杯与毛泽东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这种颇具梁山好汉的豪爽气魄，宋美龄是少有的。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宋美龄在白市驿机场登上飞机，离开了重庆，离开了四川。从此，“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她再也没有回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