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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成都期间的那段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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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不得已推至10月初。
巴金在成都
1960年10月9日上午10点50分，时年56岁的巴金出现在成都火车站，与前往接站的李宗林、沙汀、安旗、戈壁舟等亲切相会。
李宗林和安旗陪巴金到永兴巷招待所住下。李说“暂时在这里休息两天再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
那天吃过午饭，陈书舫、戴雪如、小舫、小艇等川剧演员相继前来看望巴金。由于在永兴巷只是暂住，巴金在信中嘱咐妻子萧珊，“来信还是暂交布后街2号四川省文联沙汀转”。
当天巴金获悉，《四川文学》11月号也要暂停检查，要次年1月（后又说要2月）才复刊。晚上，他看了此次入川的第一场川剧《卧心尝胆》。
大约17日左右，巴金又被安排搬到三槐树31号市招待所，那里条件较好，住人不多，适合写文章。此前，李宗林还带巴金到城外五福村看过，环境虽好，但喝水、吃饭不方便。11月9日，李又安排巴金搬到更为清静的学道街76号住下，直至离蓉。
刚在三槐树住下的巴金，10月17日便收到萧珊的来信，信上转达了上海文艺界领导的意见。“那天陈同生还谈起你创作的事，他非常希望你这次写中篇后，能把写《群》（一部拟写的长篇———编者注）的事彻底考虑一下。……他强调这次文代会的精神，我们中国解放后11年还没有几部大作品出来，而且老作家没有写过大东西。他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认为四川的春天和秋天都好。罗荪也跟我讲到这件事，他说你如果认为四川太远，可到无锡、苏杭一带，看材料方便一点。他们要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你。”
来自组织的压力与自己多年的心愿不谋而合，很快，巴金的创作步入了正轨。他根据入朝采访的大量素材，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为他的不朽之作———长篇小说《寒夜》作了精心的修改。
巴金在成都生活安定，工作顺利。但是当他走出自己所住的小楼，却发觉成都经过“大跃进”，也跟其它地方一样，“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物资缺乏。他看到街上有的地方挂着“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有的地方则写着“供应凉粉”的字样。此时上海也一样面临物资短缺，所以当萧珊从信中获悉有人代巴金买了挂面时，即来信嘱咐“挂面是不是可以留一点，孩子们一生病就没有东西吃。现在通心粉买不到了，挂面要有医生证明才可以买。”在另一封信上萧珊写到，“你在成都吃得真好，我简直不敢对孩子们说你所吃的菜名，因为跟我们相差太远。我们这里每天每人只有二分钱菜，自然这是暂时现象，一定能很快克服。”
巴金此次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在那里度过了1961年的新年，度过了自己57岁生日，还经历了丧母之痛（巴金继母10月27日去世）。他本来还想再住一个时期，争取把早已装在心里的另外两个题材也写成小说，但没有想到北京来了个通知，要他作好思想准备，在三月中旬去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务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而且内定他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
1961年2月8日晚9点40分，巴金带着巴蜀父老乡亲的深切祝福，登上了返沪的列车。
成都上海两地书
在成都，巴金除了紧张创作，接待客人每天写日记之外，还抽空与远在上海的妻子萧珊通信。四个多月时间他们夫妇往返的信件竟达58件（根据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家书》）。通览这些信件，如果按时下流行的“点击关键词”的作法，可以作如此排列：创作———人事———粮票。
创作几乎是每封信必不可少的内容，因为萧珊打认识巴金起，就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所以巴金每天写了多少字，都要告诉她。然而，巴金在成都为《-文艺》写的一个短篇，因为催稿太急，直接寄走了，萧珊没能读到，她在来信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我不能做你的第一个读者感到很失望。多少年来你写小说都是我先读的，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萧珊在信中常转达上海作协领导对巴金创作的关注，也曾托巴金代她催沙汀、戈壁舟答应给她的稿子。
人事也是两人信中谈得较多的话题。巴金成都的亲朋好友近况，以及看了什么戏，到了什么地方等，萧珊则谈上海谁又下去了，谁又回来了，开了什么会等等，孩子们的情况自然也是每次通报的内容。巴金要萧珊嘱咐孩子给他写信，他认为“写信也是作文，笔要常动”。他们夫妇的信都写得既细腻、丰富，又干练，可见是把写信当成了写作的重要练笔手段。
另外，58封往来信件中，有13封提到了粮票。看来，那时候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作家也概莫能外。
……四十多年过去，重温巴老当年回川情景，令人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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