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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宋美龄九一八之际联袂亮相《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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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者这样说。他一副蛮横跋扈的样子，谈着日本在满洲的军事长官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
“我认为张学良（被日本赶走的满洲统治者）不会回到沈阳。”
他继续说出最重要的一点：“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分析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它所列举的双方军事力量的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的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160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万多人，其中1.5万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近80万吨，中国整个海军（68艘船舰）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万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国在危难中。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北就不断面临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
在愤怒的民众面前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神圣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声、北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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