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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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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总理
陆军总长 贾德耀 外交总长
内务总长 屈映光 财政总长 贺得霖
海军总长 司法总长 卢信
教育总长 农商总长
交通总长 龚心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原载《政府公报》命令，1926年3月20日第3570号）这份通缉令所具日期，是3月19日，而文内的“本日”显然是指3月18日，政府命令会出这样的差错，也多少反映了“政府”的慌乱，而当时的政府秘书长是章士钊。
在通缉令发表的当天（3月19日），就传说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鲁迅在3月26日写的《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19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除-上的原因外，“从别一方面来看，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还指出：在3月19日当天，“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这也就又有“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这天的《京报》上有消息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在《可惨与可笑》中，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而他自己也在内。（《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词。）
对于通缉令，岂明（周作人）4月5日写有《洋铁壶和通缉令》一文，认为：“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又说：“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情”断裂已三年，已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对段祺瑞政府的五人通缉令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这说明鲁迅观点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鲁迅在知道“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后，决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在通缉令背后的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矢口否认，甚至并无此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4月9日《京报》上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其中有五十人（实际上是四十八人）名单。鲁迅信中只说：“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信末还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鲁迅经过认真的准备，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发表于4月16日的《京报副刊》上（此文后编入《而已集》）。文章开头就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篡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鲁迅在四十八个姓名之后，开列其籍贯职务，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即：“甲、改组两个机关：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2.清室善后委员会。乙、‘扫除’三个半学校：1.中俄大学；2.中法大学；3.女子师范大学；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丙、扑灭四种报章：1.京报；2.世界日报及晚报；3.国民新报；4.国民晚报。丁、‘逼死’两种副刊：1.京报副刊；2.国民新报副刊。戊、妨害三种期刊：1.猛进；2.语丝；3.莽原。除这些‘秘密’外，还可看到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和‘睚眦之怨必报’的‘额外的形态’：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4.曾经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所谓“某籍”，系指浙江籍。）
在四十八位名单中，鲁迅居第二十一位。鲁迅自我介绍为：“周树人（浙江）教育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鲁迅还是女师大学生运动支持者，不但属于“某籍”、“某系”，而且还是发表反对杨荫榆宣言的七人之一。对照上述的“秘密”和“额外的形态”，鲁迅被列入“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是“理所当然”的了。
鲁迅后来多次谈到他曾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事。在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逮捕我。”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鲁迅写道：“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鲁迅还在一些书信中提到这次“大衍之数”的通缉。
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接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有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这也是把“大衍之数”的通缉，说成实有其事，但有“传说”两字，似又说得灵活些。许寿裳还写到：当张作霖进京时，怕他据“大衍之数”通缉令的名单捕人，许寿裳和鲁迅曾先后到日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但终于没有发生所担心的事。周作人也是“大衍之数”通缉名单中的一员。四月十五日以后，他仍住在八道湾，仍往北大、燕大、女师大上课，没有避居他处，也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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