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英国记者贝特兰、阿特丽在精神上鼓励了中国人的抗战，那么班威廉夫妇则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具体的贡献。班威廉是英国物理学家，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41年12月7日，当他们从收音机里得知日美开战的消息后，8日清晨便迅速乘车离开北平市区，“冲向自由”。在-党人和沿途农民的帮助下，他们历尽艰险通过了日军防线，到达了解放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班威廉夫妇帮助开设了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培育出了像“电讯大王”王士光这样的优秀学员。后来，班威廉夫妇把自己在解放区的两年生活写成著作，即《新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班威廉夫妇在解放区所写的笔记、保存的报刊文件被国民党特务烧毁，只留下一本日记，该书就是根据日记写成的。

　　美国军官卡尔逊更是拿起武器，直接参与抗战。卡尔逊是美少校军官，卢沟桥事变后作为美海军部观察员来到中国，做情报工作。卡尔逊亲身经历了上海抗战和台儿庄战役。后来，卡尔逊在斯诺和周恩来帮助下，进入八路军活动区进行考察，同八路军将士们一起行军4000公里，足迹遍及5个省，多次冒险偷越日军封锁线，经历许多场小规模战斗。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卡尔逊不仅把这次宝贵的经历写成《中国的双星》，还把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游击战术灵活运用，在与日本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立下卓著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

　　痛恨蒋介石独裁腐败，美记者为报道真相不惜辞职

　　随着抗战的进行，这些外国友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也对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本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许多人是带着希望而来，而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而去。许多漫记中都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认为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之行》中就这样写道，1943年是中国历史一个转折点，“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消灭，并且走上了丧失权力的道路”。

　　对国民党政权的揭露与抨击方面，影响较大的要数白修德。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他的-、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时代》杂志老板卢斯赞叹不已，因而被任命为《时代》远东版主编。早年白修德曾对蒋介石甚为尊重，但在了解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后，又转而撰文抨击蒋介石。他说：“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在白修德心目中，蒋介石已从英雄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

　　白修德对中国的如实报道引发了国民党的不满。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然而就在此时，白修德在《时代》上发表了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宋美龄十分恼怒，当即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遭到卢斯拒绝。不过，作为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时代》杂志已经越来越不能接受白修德。1944年，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发出强烈抗议，此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了年底，他已无法在《时代》杂志发稿了。

　　最终导致白修德辞职的是“封面报道”事件。1945年9月，《时代》杂志计划连续两期为太平洋战争中的两位英雄作封面报道。第一位是麦克阿瑟，第二位是蒋介石。纽约总部电告白修德，让他撰写相关文章。白修德回电说，只有如实反映中国的战局，并披露蒋介石妄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他才肯写。他说：“如果时代公司采取不加质疑、不讲条件地一味支持蒋的策略，将是对我们数百万读者的背叛，也是对关心此事的中国人的背叛。”

　　同样支持白修德还有《时代》的女记者贾安娜，她曾为宋美龄工作过，深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她在一份电报中也同卢斯争论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但两人的抗争却没能成功，白修德最终离开了《时代》杂志。1946年，他与贾安娜合作写出《中国的惊雷》一书，严厉批评蒋介石政权。此书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白修德是“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白修德伤透了心，此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是对的，而卢斯错了。

　　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三部作品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在对蒋介石政权不满的同时，这些外国友人的目光逐渐转向延安的红色政权。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访延安。来访的外国记者包括：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汗神甫，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的武道，苏联塔斯社的普罗岑科。他们的-倾向迥异，有的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有的则对-主义抱有敌视态度。然而对延安的访问扭转了一些人对-党的偏激看法，也催生了三部著名的漫记作品。

　　在欢迎他们的宴会上，毛泽东侃侃而谈的口才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外国记者着迷。边区政府的民主作风，人民的安居乐业，-党领导人的朴素生活，所有这些都令外国记者觉得惊讶。

　　在一封家书里，爱泼斯坦这样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就连原本亲国民党的福尔曼，也完全被解放区的成就所感动，后来竟在随军采访中主动拿起武器，直接成为一名亲身抗击日寇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在这次延安访问后，爱泼斯坦写出了《北行漫记》，福尔曼完成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坦因则多次单独访问了毛泽东，其中一次访谈时间长达15个小时，谈话从下午一点开始直到深夜，他在这些采访的基础上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热情地向世界介绍了红色中国和它的领袖，在美国政界和民间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批外国人所写的漫记之所以经久不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来自于中国的实际，并且作者大多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也正因为如此，九大漫记不但让当时的世界了解了真实的中国抗战，并且给全世界的人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食粮。▲

    《环球时报》 (2006-07-18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