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事实上，“国学”这一术语，本身就有问题，它是对应着“西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词汇。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学在传统的分科中，按照四库全书的分法，是为经史子集四个门类，其中尤以经子为重。而在现代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所谓“国学”，根本上是以西方各种特定的学科为标准，去整理中国典籍而做出来的一种学问。这一名称与分科情况，在预设上已经把中国固有的文化视为一个古董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留下两个方面影响后来思想的内容，第一是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要“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以分析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这是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奇特的第一声。第二是蒋庆先生在那时候就已经以一个公羊家的心态，提出了全面复兴儒学的思想。

　　石勇：在国学热中出现了儒学的具体所指，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快来临了。

　　陈壁生：实际上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学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的一个抬头。当时有大批研究现代新儒学的论著问世：《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辑要》等，都以数本、数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