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在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谈论文化，背后的本质是谈论政治。即如魏晋时代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面上是文化反抗，实际上是政治反抗。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直接打倒的是专制政治与缠足、贞洁牌坊、三妻四妾、三纲五常等陋习。“文化”作为大词，几乎是大到抽象的，而它直接表现的制度、习俗则是具体的，在五四那种历史情况下，以打倒一种文化来打倒一个旧世界，那种迫切的心理是可理解的，并且，就算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也认为是正确、可行的。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而到了现在，谈文化，不如具体落实到“问题”之中，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与习俗之中。也只有在这些具体的制度、习俗之中，才可能谈得上具体的文化。季羡林先生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他强调什么“天人合一”，什么“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最终落实在现实中的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在文化上，我们要保留什么，要摒弃什么，要赞同什么，要反对什么，都必须有明确的对象，你不能说我们必须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拯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