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张旭东先生在《读书》1998年11月发表的文章《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本雅明与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可以说这是人文精神讨论产生的“问题意识”，我愿意引用这段长长的感性的话作为一种时代感受的铺垫：商品时代在中国姗姗来迟，随即却以复仇的激情横扫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能在购物中心的橱窗旁注视着商品的行人身上认出本雅明笔下的“游走者”么？我们能在王府井或淮海路的广告牌和霓虹灯影中感受到19世纪巴黎“拱廊街”“把室外变成了室内”的梦幻色调么？在流行歌曲的唱词和没有读者的诗行中，我们能看到那种“异化了的人”凝视自己的城市时的激烈而茫然的眼神么？我们还能在已变得像一张花俚胡哨的招贴画一样的城市风景面前感到那“灵晕”的笼罩，并想起这是我们父辈生活过、并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和梦想的地方么？我们能在自己的日益空洞的时间中感到那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的天使的忧郁，感到那“狂暴地吹击着他的翅膀”、被人称为“进步”的风暴吗？这个由跨国资本，股票指数、温室效应、遗传工程、卡拉OK、好莱坞巨片、房屋按揭、仓储式购物、医疗保险、个人财务、身份认同、高速路，因特网维持着的时代，究竟是资本的来世，还是“一个阶级的最后的挣扎”呢？在这个历史和意识形态据说业已“终结”的“后冷战时代”，这个“美国时代”或“亚太时代”，重访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或超现实主义者们在梦中巡视的欧洲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益吗？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