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按蒋庆的说法，有些知识分子拿“儿童不懂”来反驳读经，是“启蒙精神”所造成的另一种愚昧，即“知性的愚昧”。他说，小孩子没有独立自主的理性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是“童蒙”，而只有对小孩子进行“发蒙”，才能使他们明理而“致亨”。而要使小孩子“发蒙”，正需要用圣贤经典教化他们。也就是说，小孩子不懂，倒恰恰成为要把圣贤之言灌给他们的理由了。这有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只要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在小孩子不明白的情况下灌到他们心里就行，至于要启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要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可以不作考虑——在灌了这些东西以后，他们是可以形成某种人格的，他们长大后才可以明白灌输给自己的是些什么东西。蒋庆的逻辑是：我的东西就是好，所以小孩子不懂，甚至大人也不懂，但即使不懂也应该灌给小孩子。对于这种独断论，是没法跟他探讨或者辩论的。因此，对于蒋庆来说，真正致命的批评并不是来自胡适，而是来自鲁迅：万一你的东西不是好东西呢？这岂不是“毒害青少年”？面对这样的质问，只要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教主”，是不可能用“我的东西就是好”来回答的！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文革”中，儒学的社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至今“社会”仍未能形成与“国家”相对的另一“元”。陈明在他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一书中曾深入地分析过在“state”和“society”二元分离结构中，特别是在儒学被视为衰微的中古时代，它所发挥的诸种功能。然而陈明清醒地看到，这是因为有“society”存在。“儒表法里”（秦晖语）时代儒学尚且不能实现“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