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西方每一种时髦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演绎的场所和知音，当然也具有有限的解释能力。比如“后现代”，大都市里是有这些奇观，可是放到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乡村，甚至仅仅是城市的贫民区，就无法“后”了，因为“现代”都不知道在哪儿。然而新左派对资本的批判并不能说也属于这类闹剧，原因很简单，就是资本已显示出它“恶”的一面。姑且不说它压根就是一种对人的精神构成压迫的权力，从而必须引起对任何压迫和奴役都应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理性审视，而不是一味为它唱赞美诗——就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强势资本已经与权力相勾结，也很难把它放到权力的对立面来观察了。按照资本的逻辑，只要权力的存在能够保证它不断地扩大自身，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并不是最需要考虑的，因为它们在现有的权力—利益秩序中最为“自由”。没有看到“精英联盟”的危险，还在像当初那样先验地假设资本对权力的解构作用，以为它仍然处于一种政治上的“无辜”状态，恐怕是对权力—资本的结构导向的是“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民主资本主义”缺乏必要的警惕。“主流经济学家”张五常已经点明了“独裁”的“路径”，这恐怕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另外，值得反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主义和理论在中国走马灯似地上演，这一阵热这个，那一阵热那个，和流行文化没有区别。然而有多少人理解了那些西方思想？比如现在，一提到萨特、弗洛伊德，人们可能连兴趣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过气的人物。但是，他们，特别是弗氏的思想，如果说在80年代只是一种时尚，现在则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随着人的精神生态的恶化，他的理论会越来越显示出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西方理论对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