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把某些教条从理论、主义赖以产生并赖以有意义的语境中抽象和剥离开来，它们就已经与经验隔绝而独自演绎。我们看到，一旦这么干，它就存在双重逻辑上的断裂：一是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与原先的经验断裂；二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在试图运用来解释和规范新的现实时，只能根据意识形态本身来确立其解释的有效性和规范的合法性。这就必然导致一种理论的独断论倾向，甚至思想独裁——获取政权后自然可以演变为政治独裁。如果是就与“标准”相对应的“经验”的内涵来讲，则“经验”大致可以被解读为可以照搬和可以借鉴——关键在于什么经验。这里的一个前提就是你所说的“分解”。无法整体推进，那就一步一步来；一旦把一个过程分为不同的环节，那就好操作了。有些没有受到多大的条件约束（也即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条件等）的东西可以直接照搬，而有些则必须像你所说的，直面中国问题。很赞成你所说的理解某种学说要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说法。不过这只是理解而言，并不妨碍人们理解之后加以发挥，因为那些学说还要参与现在并且将和人们一起走向未来。这可能导致一种“逻辑溢出”，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理解的一些东西可能是超越于原来的理解之外的，而它似乎还在原来的那个学说体系之内。你所说的“创造力的发挥”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陈壁生：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谈儒学与文化守成主义在新世纪的表现。而要看清楚儒学在当下的表现，就必须追溯儒学在近现代分裂之后所走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