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判断中国有没有哲学和有哪些哲学，这本身就不是“哲学”的。

　　陈壁生：从胡适到冯友兰到牟宗三，这种哲学化儒学的进路，在学院中普及化了。有人说儒学变成了“大学儒学”，就是出于对这种进路的反感。哲学化儒学，在理论上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是，用哲学的框框来套儒学之后，儒学变成了西方“唯物”、“唯心”、“方法论”、“世界观”等术语的异域变种。如果孔孟重生，朱王复活，看到他们的思想成了“内在道德性”、“唯心主义”、“道德自主性”这些术语的天地，一定惊异得瞠目结舌，简直不知所谓。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事实上是通向内在道德的提升，并且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周围的人，最终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它的最终指向是躬行，甚至可以说，立言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最重要的是立德立功。而哲学化儒学，则在根本上把立德立功的功能全部抹煞掉了，并且其立言，是按照西方的哲学学术框架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西方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哲学家，借助他们的概念，才能理解我们古代的典籍。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上，常常出现这样奇特的事情：研究王阳明的文章比王阳明自己的原著还要更加难懂，研究朱熹的书比朱熹自己的书还要更加晦涩。甚至可以说，要通过研究著作理解古代“哲学”典籍，付出的功夫要比直接阅读古代文言文典籍大得多——因为你还得先去懂西方学术，先知道现在这些研究著作的那一套“哲学”的学术语言。通过这样的哲学化的过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