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登此前曾著有《种族和帝国》、《欧洲人发现新世界》等书，已经在大量的史实中间穿插提到了他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看法，到了最后，总会以一个辩论性的观点结尾，反对西方关于自由、民主、世俗主义等诸多理念在中东得到传播。作者非常文雅、精明，文章又写得引人入胜，但总让人感觉他在讲述材料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最终得到的结果不成比例。

佩登在十字军和东西方历史记忆方面提出的一个观点还颇值一提。伊斯兰激进派祖师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曾撰文写道：“所有西方人血液里都流着十字军的野心。”这种看法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都牵强附会，难以接受。

但穆斯林人不会，佩登写道：“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记忆是通过一种连贯的，但又尚未完成的叙述展现的，记忆的内容是穆斯林人在征服世界的历程中不断与异教徒作斗争。”

西方开化全人类的使命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尤其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那段历史，佩登将其视为之后一系列灾难性行为的彩排。拿破仑率领着他的舰队浩浩荡荡地抵达亚历山大港，自豪地宣称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热切地试图证明法国革命那套自由民主、人权至上的纲领能够与古兰经的教条融为一体。他的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启蒙的代价

拿破仑曾宣称他对伊斯兰教的经文充满崇敬，但开罗的一位埃及国务官员写道：“尊敬古兰经的意思是要为之贡献荣光，而贡献荣光的唯一方式是信仰它里面的一切。”

对他们而言，法国人对他们的懒惰和落后啧啧称奇，回到西方之后，他们把穆斯林世界描述为“一片被专制笼罩的凋敝土地，人们信仰一种简单、原始的宗教，甘愿为之付出人权、启蒙和进步的代价。”

两个世纪之后，佩登依然无法看到任何启蒙和进步的迹象，宗教根深蒂固地决定了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形态。跟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西方世界和伊斯兰国家隔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相互对视，彼此怀着截然不同的市民和政治理念。

佩登写道：“伊斯兰社会的基础并不建立在个人意志或是某种契约之上，而是神圣教令之上。相反，西方社会中，生活的各方各面都是个人选择的反映。”因而，这两种文明永远无法融合。

佩登非常反对所谓折中主义的胜利，因为折中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价值观。“是谁说包容、对话和理解就是美德？”他问道，“答案毋庸置疑：世俗的西方人。”

所以，2500年后，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西方的那套自由民主站在一边，坚信启蒙运动的理念和政治观念对全世界都适用。在另一边站着永不平静、遭受不公的伊斯兰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信徒，认为自己的宗教可以通行世界。也许还得再用上2500年才能让这些隔阂消失。

NYT 翁忻旸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