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师授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宽容与大度，太炎治经“专尚古文”，而乃师却“颇右公羊”，真有君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情形。可是章太炎何许人？学问上恃才孤傲，政治上激进狂放。1898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出逃这件事，俞樾是耿耿于心的。后来章太炎剪辫子，发表系列仇满言论，更是俞樾所不能容忍的。1901年，适逢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来拜望老师，俞樾藉此怒斥道：“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段痛骂，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学太祖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一方面写下《谢本师》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至此，章俞之间也可算是恩尽情绝了。
道统与学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梁、章背师行为，不可避免地被时人訾之为“儇薄之行”。但反过来也可见其倾心政治，执志不回的决心。值得深味的是，梁康之间、章俞之间，师生关系终未绝义。梁启超后来屡次寻机欲与乃师通好言和，在康氏七十寿辰时，梁启超属《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文中充满了融融乐意和感激之情。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作《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对于康师的学问、功业给予极高评价：“惟师以天纵之资，当道丧之运，齐百家以折衷，执圣权而宅俊，虽游心于无垠，终明志于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至若章太炎，当初写下《谢本师》一文，并未立即发表，而是过了五年后才刊载于《民报》，可见其在师义上的彷徨痛苦。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虽间有微词，但通篇是充满敬意的。
梁、章行状可以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近现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摒弃学人奴性，热情参与社会运动，既关注国运民瘼，也勇于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其表现出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气概，逐渐被社会进步的实践所肯定，也逐渐被后人所认同。而他们最终回归师义，则又体现出他们宽阔的胸怀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参阅《追忆梁启超》，夏晓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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