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著中还记叙了金祖同就甲骨文与章太炎的一段交往，文字生动，堪称佳妙，故也抄录如下：

“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一九三五)，金祖同君去访他，又曾和他通信，他在复信中仍然坚持成见。金君是一位青年治契(即甲骨)学者，他当时抱着极大的热心向老先生游说，却碰了一鼻子灰。金君于所编《甲骨文辨证》上集自跋中，记叙进谒时情形云：‘先生貌蹇古，而健谈惊四座。……予以方治殷人札制，乃告以甲骨文。先生蹙然者久之，日：‘乌乎可！研机文字之学，《说文》其总龟也。今舍此外求，而信真伪莫辨之物，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未，得无诬乎？为学宜趋正轨，若标新立异以自文饰，终于无成，将以自误也’。予方拟有所申述，先生已顾而之他。自是终席不交一语，临别一揖而已。’

金君不服气，回家之后，一连串写了几封信去请教，章氏复过四次信，以后就不再复信了。”(《甲骨学六十年》58—60页)

章太炎早年受业于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研治文字训诂之学颇有成就。中年流亡日本讲学，曾著作《文始》一书，宗仿汉代大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又断以己意，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文字理论系统。然而许慎并不懂也未见过甲骨文字。清末甲骨文的出土和辨识，对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章太炎的文字学理论，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章太炎始则拒不承认甲骨文是上古文物，继则拒不承认甲骨文对文字学研究的意义。当时，董作宾等人在旧中央研究院组织下，已对殷墟作了多次考古发掘，并发现了大批新的甲骨文字材料。当金祖同写信将此事告知章大炎后，章太炎却认为：

“考古之士，往往失之好奇。……民国十七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按，应为中央研究院)又派人往洹上一带搜求，得于村民屋下，展转发掘，所得遂多，且村民自告之耳。然则此洹上之人，因殷墟之说而伪造者也。”

面对甲骨文被成批发现的确凿事实，章太炎虽然不再能一概斥之为一、二古董奸商的伪造，但他却既不能接受、更不能承认自己过去见解的错误。于是遂转而诬蔑甲骨文是小屯农民的伪造品了。章太炎的这一顽固立场，甚至连他的友人和学生也难以接受。所以在章太炎过生日时，他的学生黄侃(也是著名文字训诂学者)就送了他一份礼物。礼品放在红纸封内。章太炎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著的《殷墟书契前编》。后来老先生常把此书放在床头翻阅。而在他答复金祖同的第四封信中，态度就有了微妙的变化，说：

“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何足以补商史？”

对于章太炎的这种变化，郭老曾评述说：“于甲骨则由否认变而为怀疑，此先生为学之进境也。”“窃观先生之蔽，在于尽信古书。一若于经、史、字书有征者则无不可信，反之则无一可信。”(《甲骨文辨证》序)

章太炎是近代一位极其博学的学者通人。然而由于迷信古书，在学术上固步自封，以至对于新鲜事物嗅觉不敏，在晚年竟闹出了如此盲目地否定排斥甲骨文的一段公案。

章太炎“对于金文，是疑信参半……对于龟文却断然斥为伪作”，而当时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权威人物——康有为，则根本否定金文研究。康氏曾断言，古钟鼎上的商周遗文全是汉代刘歆及其门徒的伪造，而青铜器也是他们冒充古物埋入土中的(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康有为传》)。此说与章太炎反对甲骨文的说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政见上，章氏在晚清是革命派的领袖之一，而康氏则是保皇派的教主。在经学上，章氏是古文经学大师，康氏则是今文经学派的大师。因此无论在政治上或学术上，他们都是正相对立的。为什么唯独在反对当时学术界中出现的新生事物——金文、甲骨文这一点上，他们却站到了完全一致的立场上呢？

托马斯·库恩曾经说：“与一种流行的印象正好相反，科学中的大多数新发现和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知识货堆的补充。为吸收这些发现和理论，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整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结构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他信念和实践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它们确实需要思想活跃、思想解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否则〕，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引自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

早年的康有为和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不同阶段上，都曾经是“思想活跃”的“发散式思想家”。康有为青年时代曾著《新学伪经考》，大胆攻击《十三经》中的一大批封建经典尽是伪圣伪经，为他的变法维新主张制订理论。章太炎青年时代在《民报》上曾高高举起“民族革命”的大旗，怒斥当时的清朝皇帝是“小丑”。但到了晚年，康氏竟堕落为保皇派的遗老，成为一个竭力阻挡历史潮流，主张尊孔复古的可笑人物，自不必说了。章太炎却仅仅由于在学术上，难以接受因甲骨文的发现而给老的《说文解字》文字学系统所造成的强烈冲击，也顽固地企图根本否定和抹杀这一新出现的事物。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一段公案，还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