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出版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专著主要有景海峰著《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翔海著《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迎年著《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传记类著作有刘克敌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论集有吴光编《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5年版）；陈来主编的“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选收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的论著精粹（各一册，均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据悉5卷本的《成中英文集》（李翔海编）将于2006年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总体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对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运动、诠释路径、发展历程、现代转化、开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有些学者还探讨了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家传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观点。个案研究则涉及梁漱溟的文艺思想、熊十力对生命哲学的择取、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马一浮的学术实践对于现代新儒家具有的启示意义、冯友兰的哲学方法与中国哲学的理性形式和价值内容、牟宗三对康德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与吸收、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基础及其人生哲学和形上学观、徐复观的学术特点及其民主政治与儒学传统的“双重主体性”思想、杜维明通过“体知”儒学而开展的文化社会学诸论域、刘述先“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成中英的学术贡献等等。2005年10月，江南大学等单位在无锡举办了首届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

    近一两年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高潮当为2005年9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的1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戴琏璋等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台湾“鹅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体几乎全体到场。会议收到论文120多篇，对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乃至原始儒家、宋明儒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诸如德性儒学、知识儒学、生命儒学、草根儒学、道德儒教、生态伦理、后新儒学等命题以及现代新儒学与康德哲学、与韦伯宗教社会学、与“李约瑟难题”、与民主政道、与合理化社会、与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等问题，在会议上都有表述和讨论。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方克立致信会议主办者，建议“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与1996年对“大陆新儒家”的比较宽泛的界定不同，方氏在此信中明确将“大陆新儒家”（或“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指定为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他认为，以这些人士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并不是独立于现代新儒家谱系之外的思想派别，而“正是港台新儒家进行‘反哺’的结果”，是“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由此，方氏不仅指明了“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定位，而且实际上理出了“大陆新儒家”与当前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的相互联系。亦因此，则不仅蒋、康等人的论著及其思想，而且当前大陆体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诸多社会现象，都应被纳入现代新儒家研究的范畴。对于方氏的观点，被指为“大陆新儒家”的个别人物及某些同情者并不同意，他们从存在境遇、问题意识、学术观点、知行兴趣等方面论证了所谓“大陆新儒家”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的差异。但是，从思想资源、中心关切、理论取向乃至面临的问题来看，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后者对于前者的主导性影响方面，《原道》同人也坦承不讳。只不过从学术、理论及思想诸方面的现实表现看，所谓“大陆新儒家”都还甚为欠缺，并不足以作为研究对象，至多应予一定的关注而已。

    这一两年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势头更趋强劲，引起的社会反应也更加强烈。2005年1月，《新原道》第三辑发表杜维明、庞朴、盛洪、程亚文等人文章，率直标举“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同辑所收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继续阐扬“政治儒学”观点，冼岩《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则对康氏措意于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新保守主义作了基本肯定的分析评价。该辑还刊发了一组不同思想立场的学者关于儿童读经活动的争鸣文章，主张读经的观点俨然作为正方。同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并于当年12月出版了《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1期），其中刊有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该文是蒋氏继提出关于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论说之后，进而提出的更具涵盖性的重建儒家意识形态的论说，其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就明显区别于以往那些从历史形态或比较文化角度讨论“儒教”或“儒学宗教性”问题的理路，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关切。此文一出，便遭到学界和媒体的众多批评，被指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思想专制等等。为此，蒋氏借媒体访谈之机，重申了对于“儒教复兴”的信心。

    学界与民间结合或民间自发的儒学活动近年来也方兴未艾。一大批以教授传统蒙学和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主的书院、私塾和读经班在各地出现，如宜宾的中华经典读书班，苏州的菊斋私塾、复兴私塾，珠海的平和书院，行唐的明德学堂，吉林的长白山书院、莱州的王财贵经典幼儿园，以及重庆、深圳、徐州等城市和江西、湖南一些地方的类似民办教学机构；海口甚至开办了“中华少儿读经网”。这些书院、私塾、读经班以及网站的出现及其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多家报刊和网站对此进行过报道和讨论。

    2005年的祭孔活动也表现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特点。先是4月间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服膺儒学的人士身着深衣，按明代规制祭拜孔庙和孔林，开启了当代中国大陆首次由儒家学子自主举行祭孔仪式的先例。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山东曲阜文庙与河北正定、浙江衢州、甘肃武威、广东德庆、云南建水、上海、台北、香港等国内和台港18个城市的文庙以及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德国、美国等国家10个城市的文庙同时举行祭孔活动，首次实现了“世界文庙同祭孔”的盛典。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的深厚底蕴以及理性自觉，但也遭到了一些非儒或反儒人士的激烈批评。

    200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也出现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动向。一些政协委员建议重树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主张将四书五经列为中小学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特别是“建议以孔诞为教师节”的提案，得到4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署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成为一个“挤破头的提案”。⑦上述所有思想和社会现象，都为当代儒学研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新材料。

    二、展 望

    通过以上远非全面的回顾即可看出，近20年来，我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业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表现为研究论著质高量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而且表现为社会影响愈益深广，从而成为培养对于儒家传统的“温情与敬意”的社会心理的重要方面。在当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形势下，随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和文化主体性的高扬，现代新儒家研究将会获得更加宽松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环境，因而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