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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庆的儒学之路

    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常理”、“常道”。  

     

        《诵本》的封面上写着“蒋庆选编”。  

     

        谁是蒋庆?  

     

        从《诵本》后记中,记者知道了蒋庆是深圳学者。经几番周折,记者总算捕捉到前去采访的确切路向。当记者乘飞机、走高速、跋涉在乡村公路、颠簸于山间羊肠小道,最后敲开深藏于贵州高原山林中的阳明精舍时,展现在眼前的是当代儒学大家蒋庆先生奇特的思想历程和精神世界。  

     

        在贵州修文县的万山丛中,深藏着一个极具传统风格的庭院,三面环山,临潭而立,不知情的人一定会将其视为保存完好的古代书院。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山岗上,历史上的确曾有一个书院。1508年,中国最后的大儒王阳明遭太监刘瑾陷害,从京城兵部主事贬到蛮荒的贵州龙场当驿臣,在驿站旁的一个天然溶洞里居住。荣辱皆忘的他日夜沉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突然彻悟“格物致知”,从而创立“知行合一”的新学说。王阳明后来迁往附近的一个更宽敞的溶洞讲学论道,“阳明洞”(雅称“龙岗书院”)自此名扬天下。  

     

        但眼前的阳明精舍却是由深圳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蒋庆自筹资金所建。1994年,参加筹办贵州省阳明心学国际会议的他到“阳明洞”小住。时值十五,月朗风清,他披衣独步,不忍主导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儒学落得“苔深文柏老,祠静野阶凉”的凄凉境地,立志恢复儒学的尊严,向世界宣示儒家不是西方汉学家所说的“游魂”。几年后,他在阳明悟道的龙场镇购荒地数亩,经过艰辛努力,种下一片果树,在果园之中修建数间小屋,取名阳明精舍(书院的一种,规模略小于书院)。  

     

        记者乘飞机、走高速、跋涉在乡村公路、颠簸于山间羊肠小道,最后敲开了阳明精舍的山门。住在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的安静书院,听蒋先生谈论如何改变“西方文化是语法,中国文化成词汇”的尴尬境况,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但作为新闻人,我们一直为下一个独家报道的导语从何起笔而着急。直到最后一天,他实在拗不过我们的诚意,不得不“破戒”,讲出了他的人生经历。“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讲述学术以外的事,”他说。  

     

        蒋庆是在深圳归宗于儒学的。而他通往儒学的道路,却又是曲折的。  

     

        文革中接受国学启蒙  

     

        1970年,17岁的蒋庆初中毕业后等待分配。从走向社会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充满了偶然。  

     

        文革的开始也是蒋庆读初中的开始。那时的学生不读书,除了沿“五·七干校”的道路到田间做一些毫无成效的农活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贵阳的山林中玩耍。本该在1969年初中毕业,但他那一届学生不知为何推后了一年。  

     

        上山下乡是那时的时尚,但对贵阳69届初中毕业生来说,却是例外。由于中苏边界交恶,大部分国防工厂迁移到贵州山区,“只面向工厂”当工人成了那届毕业生的惟一选择。  

     

        到贵阳市一家铸造厂上班的蒋庆,有幸结识了一位朋友的父亲盛先生。盛先生年轻时致力考科举,国学根底极好,能背诵《十三经注疏》,书法也很好。后留学日本不成,就到上海读音乐学院。1949年以后,学养丰富的盛先生只能在图书馆干点抄书的活儿。  

     

        蒋庆见到年近80岁的盛先生后,很快成了忘年交。他听老人讲过去的事,经常从下午一直能听到夜里。盛先生见这后生悟性很好,便教蒋庆读古代文学作品,念唐诗宋词、学写古体诗。蒋庆真是很幸运的。不知不觉地,就得到了国学启蒙教育。“不过,那时我并没想到将来搞学术研究,当诗人才是我的梦想。”他说,“背诵古诗是为写新诗,学写格律诗玩味无穷。这样做也是让盛老先生高兴,以便多得到指教。”  

     

        对做学问,他实际上有种淡淡的恐惧。有一次,他在电线杆上无意看到了一个讲授中国文学的小广告。好奇的蒋庆按地址前往,看到的是令人心悸的情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屋子里,一位目光痴呆的老太婆在烧火做饭,另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给他打招呼。  

     

        那位老先生曾是贵州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文革初期一家被下放到离贵阳300公里以外的穷乡僻壤,精神受到极大创伤,一个儿子疯了,老伴患上抑郁症。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全家就偷偷跑回贵阳靠收垃圾过活。为了增加点收入,老先生动起了在晚间悄悄讲授中国文学的念头。  

     

        见蒋庆的中文基础不错,老先生认为没必要上课,但答应帮他改诗。这样,干部子弟蒋庆成了“捡垃圾的教授”家的常客。“这么有学问的人,居然流落街头,让人感慨良多。他是个善良人,却依然难逃劫难!”蒋庆现在提及此事,仍有种显而易见的痛感,“那时我对文革并没有多少反省,只隐隐感觉到做学问的危险,所以全身心地去写诗。”  

     

        旧书摊上捡学问  

     

        喜欢诗,便能交到诗友。他所在的工厂有位搞技术的工科大学生,喜欢谈政治,对唐诗宋词很着迷。有年夏天,他俩一块儿到乡下支农,帮助农民修理柴油机。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他俩到稻草堆上体验诗人的生活,轮流背古诗。当那位兄长背诵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时,蒋庆似乎突然开窍了,“该好好读书了,不能再虚度光阴。”

     

        但到哪里找书读呢?那时图书馆封存,外国书是资产阶级的毒品,中国古书是封建主义的糟粕。  

     

        又是一个偶然,让蒋庆意想不到地接触到大量书籍。1973年,为协助工厂查找被盗的用来做钻头的金刚石,蒋庆去到贵阳有名的金沙坡旧货市场,结果是,金刚石没找到,却发现了丰富的旧书市场,这里的书摊偷偷出售的旧书既有《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外国名著,也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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