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着眼，当代围绕着儒学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问题，即儒学的当代性问题和历史性问题。前者指涉的是儒学的当代性质、形态、意义、走向问题，后者指涉的是儒学的历史面貌和功能问题。作为曾客观存在的时空实体，儒学的历史性自然无须否认。而儒学的当代性则不同，学术界对儒学是否具备当代性就有较大分歧。即使在同意儒学具备当代性的论者中，对于其性质、形态、意义和走向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本文首先对于儒学有无当代性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概念和方法的思考，其次讨论今天儒学当代性建构中的得失，最后对于如何建构儒学当代性提出几条建议。

    一、儒学有无当代性？

   （一）、在一般意义上，“儒学”和“当代性”这两个概念没有什么复杂、难解之处。但具体到这一问题中，还是有必要对它们加以详细说明。

    众所周知，儒学是由孔子开创并经过两千多年发展的一派学说。但在今天，它作为一个符号可以“范围”相当广阔、复杂的内涵，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真实和当代阐释两个层面来进行把握。在前一层面上，儒学是一源多支、一体多用的较为松散的学说体系。就思想内容来说，儒学起源于孔子的思想，并因此而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核心观点（如“仁”、“礼”等）和一个粗略的体系[1]，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它的内部出现了相当多的分支、分歧。比如，早在战国时期儒学就已经分化，其中最大的两派就是观点有着重大歧异的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在两汉时期，儒学内部出现了相互批驳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派；在封建社会后期，儒学内部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对立着的程朱和陆王两派，但也有偏支，如宋有荆公新学、三苏蜀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清有颜李学派等。我们说，相对的一源性、一致性使儒学可以作为一家学说存在，大量的学派分支、思想分歧则使之具备新的整合可能性。这就使儒学具有较大的思想弹性和阐释空间。从功能角度来看，儒学在历史上曾体现在诸多社会层面。比如，它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同时，它还是这个社会上知识分子制约专制王权的理论资源，也是普通民众的道德原则。它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以及民风民俗等进行了相当强劲、持久的渗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这个社会整体的主导建构原则。也正因此，它会随着这个社会的解体而坍塌，并因这个社会受到“武器的批判”而受到“思想的批判”。

    从后一层面来看，儒学这一概念指的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于儒学的理解，利用当代思想工具对于儒学进行的阐释。在这些阐释中，既有大陆官方和学界的的阐释，也有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阐释；既有学理层面的阐释（比如从康德哲学角度上来阐释宋明儒学[2]，或从怀特海哲学视角上来阐释宋明儒学[3]），也有运用角度上的阐释（比如将儒学解释为工商伦理、为政原则）；既可以被解释为专制权力的“帮凶”，也可以被理解为批判专制、从而具有民主色彩的思想资源。虽然儒学有其本真的历史面貌（实际上这一面貌本身也具有多个侧面），但在今日，从本质上看，它只能作为一种具备多种阐释可能性的文本（包括上文历史真实层面的说明严格说来也是一种阐释），这也就使它身上出现一种未完成性和重新生成的机缘。这也增加了儒学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复杂性和开阔性。

    总之，儒学这一概念既指曾长期存在于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思想实体，同时也指现代人对它的重新阐释。作为前者，它的主体已经进入历史，其残存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可以忽略不计[4]；作为后者，它仍然表现出某些“老树新枝”的可能，碰到了一些“再生”的契机和场域。

    下面再说当代性一词，它的意义主要决定于对于“当代”概念的理解。在今天汉语的一般意义中，“当代”就指目前这个时代，它有时指比现代更要靠近当下的时代。但是从长时段的历史尺度着眼，本文宁愿把它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时段或部分，即从1978年开始至今、并还在向前伸展的阶段。如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史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或按马克思的说法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5]转变，这也的确是近现代中国的主导社会潮流。我们知道，这一转变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步履维艰、进退相间，只有到了１９７８年后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号的社会运动才使这一转变大规模、深层次展开。虽然在这一社会运动中也存在诸多曲折和回环，而且离转变完成尚有相当一段距离，但其总体趋势已经进入良性循环而不可逆转（除非不可预料的历史事件或因素出现）。因此，我们就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一时段视为中国当代，这是因为它具有明显不同于其它时段的特征。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大规模、深层次地实现自己民族的近现代化或说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性。同时，由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对当今世界性的一些历史课题也必须做出回答。其中，最为重要且亟须我国防患于未然的课题是“现代之后”或说“后现代”的问题[6]。这虽然主要是发达国家面对的难题，但今天这一问题已经进入了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中国自己的课题。比如，虽然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但现代化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环境污染、物欲放纵、心灵隔阂等）却先期出现了。这样，当代中国在处于大规模、深层次地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也必须用适当的力量来“照应”现代之后或后现代的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当代中国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相互缠绕之中。从今日中国的思想格局来看，现代性建构和后现代关怀的确是思想学术界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这样理解中国当代的基础上，“当代性”一词便是指与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社会性质、思想性质，即缠绕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那么，儒学是否有当代性指的是今天的儒学是否可以“生发”出适应现代性建构及“照应”后现代的形态、性质和意义。

    （二）、在概念分疏之后，分析儒学有否当代性的的方法原则也是本文必须搞清的思想前提。从思想演化的规律来看，一种固有文化或传统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是否具有生命力主要不是一个历史必然性（即其民族历史早已“规定”好）的问题，在更大的程度上这是一个历史偶然性（多种偶然因素相聚合）的问题。表达的极端一些，任何一种古老文化在一个新的时代都不具有复兴或衰亡的宿命，它面临的命运决定于这个时代人们的选择及建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反对文化宿命论式的方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