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易经　孔子　儒学　卜筮　　历史 

    第一章　绪论

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易学问题被搅得更乱的了！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门派，那么多的著作，那么纷繁的问题，以致于我们每接触一个问题都能够听到一片争论的声音。而这些发言人中还不乏光耀于历史夜空中的巨星，他们有的正襟危坐，声若洪钟，让人敬之不敢仰视，听之未恐不详；而另有一些人则手握草茎，其颜色让人敬畏，其语言让人迷茫；更有一班所谓论易者，让人一见就忙不迭地捂住口袋而逃之夭夭。可是，当我们怀着庄重的心情静坐凝思，抓住一个问题去沿丝寻蛛时，又常常如坠烟雾，心情茫然。当然也有柳暗花明、采英撷果的时候，但惊喜的同时又有把毒菇装入篮中的可能，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筋疲力竭的时候，仍然两手空空。

上述的情况对于所有研易者来说，大概自古及今多是如此。北宋鸿儒苏洵就在《易论》中说易是让人：“探之冥冥，索之茫茫，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知其源。故人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这位老先生对圣人是非常尊重的，却又在说圣人是捉弄人，可见他内心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是千百年来研易者的共同体验。

不过，我们按照易学太极分两仪的基本原理来仔细想想，把易学也看成一个太极，来把他分成阴阳两仪的话，它的阳仪则是它的思维方法，其阴仪是它的思维对象。与其说易学被搅得很乱，不如说是儒学被搅得很乱，更不如说是易学被卜筮给予了强奸，而易学本身则不是儒学，更不是卜筮学。一旦我们把易学与儒学、与卜筮分开，就会看清易学依然古老而年青的淑容。这也是我们要在本书名《太极思维法》之前加上一个副名《易易初探》的原因，即试图以易学的思维方法来探讨易学的意思。

易学和儒学和卜筮能够分得开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易学就其本身来说，它是思维的哲学，而儒学只不过是它思维的对象，是它的一种应用；卜筮则是对易学思维符号的错误使用和解释。也就是说，千百年来被搅乱的只不过是易学的思维对象和使用方法，而它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或被冷淡而已。所以关于易学的很多争论都像是在用杓子去舀锅里的八宝粥时却为杓子是不是玉米红枣或算不算得上保健食品而争论不休一样。

　　我们这样说仍然不能使我们避开有关儒学和卜筮而径直地去进行我们要从事的工作，即对易学的思维方法──太极思维法的研究。这是因为：一、多数历史著作似乎已经做出定论：《易经》是一部关于卜筮的书。民间也流行一种说法：学会易经会算卦。好像我们一接触“易”就已经掉进了卜筮的泥坑。二、同样“易为六经之首”之说也早已把“易”据为儒家的专利，要讨论“易”，就必须讨论儒学，也似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鉴于以上两点，我们在进入太极思维法的正式研究之前，就不得不在这段沼泽地里进行一番艰苦地跋涉──对“易”、“卜筮”和“儒学”的概念加以廓清。

    一、易和儒

要想弄清“易”和“儒”的关系，首先要区分“易”、“周易”、“易经”和“易学”这几个概念。为此，我们就必须从“易”的源头说起。

“易”的源头在哪里呢？这应该首先确定它的核心内容。因为，先应知道大河里流的是水，我们才能顺着这有水的河床溯流而上。

易的理论核心是“太极分两仪”。太极分两仪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易的核心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反映这一规律的思维方法，两者具有同一性。那么，易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人类认识太极分两仪这一客观规律并形成思维方法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可以一直通向动物的思维领域中去。

易被当成一门知识和学问，形成易学，然后被人们加以记录，传授和学习，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所谓“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是把易学分成了三个阶段，即伏羲氏的八卦阶段；周文王姬昌的六十四卦阶段：孔子的“十翼”，即易学的儒化阶段。

另一种说法是把易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秦广忱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今天《周易》中的《易》，长期流传着：‘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的说法。这说法应有一定根据，他恰证明《周易》一书在内容上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其中天地自然之“易”和伏羲之“易”正是“易”的自然观时代和天文时代；这两者今天我们已无法区别。至于它成为卜筮工具应是从文王周公之《易》的时代开始。最后的所谓孔子之《易》，并非指孔丘本人 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儒学家开始对《易》儒化的时代；也就是使《易》变成今天这样包括“经”和“传”在内的《周易》这个现状的原因。（见〈《周易研究》〉1998年第一期秦广忱《周易的阴阳观的起源及其自然科学基础问题》。

我们认为将《易经》成书之前的《易》分成四个时期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易经成书之后的汉、唐、晋、宋等朝代，《易》仍有其阶段性。）不过它的第一个时期还应该通得更远更长，正像我们前面说的，它贯穿于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这是因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的认识，就应该是这个阴阳，即“太极分两仪”。

本书作者的故乡河南省孟津县有一条小河叫图河，传说其流入黄河处是“龙马负图”出现的地方，是伏羲则图画卦处。这里有龙马负图寺远近闻名。清人胡煦（康熙壬辰科进士）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曾著有《卜法详考》、《周易函书约存》等。他偏在龙马负图寺树碑刻其诗作，表明他对传统的不同看法： “画前有易妙何如，画后泥爻只见疏，龙马负来原是数，天根见了不关书，追寻虚白通无极，轮转贞元起太初，若但只从图像合，北溟何自识鲲鱼”。这里还刻有胡煦的另一首诗《先天八卦图》，诗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得知妙自天心出，莫更殷勤问伏羲。”两首诗都说“易”是早在伏羲画卦之前就已经有了。就易学的符号来说，它经过了从“一画开天”，即从一画的阴阳符号到三画（八卦），到六画（六十四卦）的过程。而在一画之前是连接于“结绳记事”的。结绳记事也应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结绳从记具体的事物到记事物的阴阳，人们的认识从具体发展到了抽象。刘正先生在他的文章《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周易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中，认为结绳的一种方法是在两根绳之间打结的。那么把两根绳子之间连接的梯线分成一段表示阳，分成两段就表示阴。而由打结变成画线时很自然就会是和 。

易的思维方法的发展从一画到三画到六画是一个前后贯通的过程。所以我们对易的研究的第一个着力点就应该放在一画上，因为这里才是易之黄河的巴颜喀拉山麓，至于伏羲所画之八卦，那应该是差不多流出青海进入甘肃了。不仅如此，而且，我们的祖先在发现太极分两仪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就显示出利用这一规律进行思维的特点，那就是它的形象性，那就是各种形象的相互参照作用、启发作用。“阴阳”，一个物体的明暗两面或山影的长短交替变化以及最后给这门学问定名的“易”字，都是这一画思维的参照系统。（关于“易”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甲骨文中的“    ”字，认为一面是象向阳，一面象背阴的象形字，表阴阳之义；另一种说法见许慎《说文》：“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两种解释殊途同归：“易”字表阴阳之义）。

对事物进行一次性分析可以得出“阴、阳，”对事物进行三重阴阳分析的时候，就产生八卦。

八卦始于何时，始于何人之手，至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考古发现可以支持一个确定的说法。而有一点是大家都采用的，那就是“伏羲画卦”。这在《易传》中有记载。不过这个记载是根据来自远古的传说。伏羲在《易传》中叫庖牺氏，和“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一样，分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庖牺氏看来是人们在能够建巢、用火、种植之后到能够调味做饭而且能够祭祀的阶段。这是一个文明发展突飞猛进阶段的后期，人们能够划出八卦，是可以理解的。伏羲氏代表这种高度的文明是传说中的人文之祖，是三皇五帝的第一皇。现在塑于伏羲庙里的伏羲像都是介乎人与非人之间的形象。这样看，伏羲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应是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化的人格化。这个时代大约是新石器时期，是有出土文物可考的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八卦的出现结束了结绳纪事，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按照先秦易学的四个分期，我们把八卦出现之前作为易文化的第一阶段，即它的酝酿阶段，那么从八卦的出现到六十四卦的形成应是易的第二个时期，即它的形成时期。六十四卦中所总结的各种认识经验即本书所称的太极思维的六画参照系大约在这一时期孕育成熟，只是有待于下一个阶段有人来把它整理系统了。从六十四卦的形成到《易经》的成书之前是易文化的第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根据史书的记载应从周文王起，史书上说是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于羑里时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并系了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姬旦写出了六十四卦的爻辞。这就是所谓的《周易》。据说在周易之先或同时还有《归藏易》和《连山易》,这两种易都失传了，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从《易经》成书之后，开始了易文化的第四个阶段。

    从上述易学发展四个阶段的划分，就可以看出易、周易、易经和易学等概念的区别。

从四个发展阶段来看，易和儒的关系只能从儒学创始人孔子算起，即从《易经》的编纂开始。在此之前易已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直到春秋战国时，它还是诸子百家中绝大多数的思想基础。最典型的则是老子，他是把太极分两仪表述得最为充分的先哲的代表。

从内容上来看，周易以前的易学大约只是做为一种思维方法被传习被积累的，是随着人们对太极分两仪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入，逐步完善的，至于它的思维对象则因语言文字发展的滞后而很难传下来，到文王、周公时才能凭着文字对它加以极其简要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