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前一个老人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但对于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应该如何看待，1840年以来中国人却是数次变易，甚至倒转。

悲观者认为孔子死了，正如“上帝死了”一样；乐观者则认为儒家思想必将为世界作出其应有贡献。当然，在此之前一定要浴火重生。

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的转型无疑更加缓慢且艰巨。但我们仍愿意小心翼翼的推开那扇未知的大门，摸索未来的方向。

在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访京之际，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由于原访谈较长，此次将刊登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将择日登出。

1、“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

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所以，人文学者有些担忧是从长期而非短期、从全面而非片面着眼的。

《21世纪》：一些外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如此高速增长，是经济史上未有的，甚至冠名为“没有先例的崛起”。但是中国人并非都如此的兴奋，今年两会上，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公平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民工问题、保障弱势群体问题等等。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人文教育和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转型？

杜维明：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1980年，我的同事也是一名政治学学者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后儒学的挑战》(ThePostConfucianChallenge)的文章，他认为，在当时的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篇文章虽短但引起了震撼。我的另一位同事狄怀特·帕金斯(DwightPerkins)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他早在十多年前也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21世纪》：当时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

杜维明：不仅没有，当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要垮台。2000年帕金斯出了一本书，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竞争对手：美国、德国和日本，他的结论是德国会成功。那时柏林墙倒塌后，大家都看好德国。我问他为什么只字不提中国，他说，看数字，中国经济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大概50年以后再考虑中国问题。很清楚麦克法夸尔从政治学家的感受和帕金斯的差别。帕金斯曾在西雅图作过一系列演讲谈及此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几亿人能够脱贫，而经济发展又是和平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

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在台湾长大，1954年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马尼拉，那时马尼拉是亚洲地区发展最好的城市，从台北到马尼拉就相当于从中国西部到了上海、北京。那时我们被称作童子军，还有从东京、汉城来的，我们到了马尼拉都震撼于当地有出租车、有摩天大楼。当时东京还没有从战争恢复过来、一片残破；而台北到处都是三轮车、自行车，汽车都不多见。但现在，马尼拉却没落成整个亚洲最落后的地方之一。在拉美，曾经的“巴西奇迹”经过10年辉煌，垮下来后到如今都未恢复。所以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所以，人文学者有些担忧是从长期而非短期、从全面而非片面着眼的。只看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

经济发展的代价是什么？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机制，但如果整个社会变成市场社会，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那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讲有两方面的忧虑。一方面是看好，记得1985年我在北大上儒家哲学课时，很多人都在忧虑中国被开除球籍，为什么呢？因为单单从国民生产总值(GMP)来看，当时中国实在是太低了。但是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之后———这可能是一种更符合事实的方法———中国经济突然从相当薄弱变成相当大。这个算法我想是对的，我曾经问帕金斯，你们经济学家怎么像开玩笑一样，中国从开除球籍一下子变成世界上极大的经济体！

另外的忧虑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从西方经济发展看，可以画一个十字，上边是自由下边是平等，左边是效率，右边是社会公平。在这个坐标体系中，美国是走自由为主的道路，不平等没有关系；但没想到现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如此棘手，“仇富”和“欺贫”现象频仍。如果过分突出效率，那么社会和谐、社会凝聚力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划一条线，很显然中国是在往自由和效率方向走。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忧虑也是对的，他们就怕改革开放的步调停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辩论基本上代表了中国面临问题的不同面相。不同的价值之间有矛盾冲突，要自由又要平等，要效率又要社会和谐，怎样拿捏分寸、把握平衡，这其中难度很大。

2、文化能力与精神价值

儒学有或没有第三期的发展，要看西化的考验，在西化的考验之下，如果儒学本身没有大的转变，就不可能发展。

《21世纪》：在与经济学家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似乎主流经济学家持一种肯定和乐观的态度。与之相对照的，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往往对于现实持一种更为激烈的批判态度，而对于未来的乐观程度也显然不如经济学家。这是否因为人文学者永远担负了批判社会的牛虻角色呢？

杜维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19世纪在俄国出现的，可以说其本质特色就是批判性。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特别强，不反对体制的就不算知识分子。这一点和英美法德不大相同，中国更不是。中国很多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在政府工作，学而优则仕。

有一点值得注意，现在进入所谓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资源和以前的资本、土地、劳力、技术等相比更为复杂，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问题涉及无形资产，比如说学校，即使硬件再好，有大楼而无大师，缺乏横向沟通，教授学生之间没有交流对话，那也只是有经济资本，而社会资本却调动不起来。另外对国家来说，除了科技能力，还要有一种文化能力。

《21世纪》：您说的是不是约瑟夫·奈(JosephS.Nye)提出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