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的“东教西渐”

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是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到1687年，共有160多位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其中著名者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他们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利玛窦传教伊始有一策略，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以儒教立国，便以基督教义附会儒学，倡儒耶同质之说。张尔岐《蒿庵闲话》云：

“玛窦初至广州，…… 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意。”

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大都走“利玛窦路线”，精通儒家经典是必修功课。

1688年2月7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一个长达30年的黄金阶段。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中的硕学大德，除肩负传教任务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尔伯（Colbert）给他们说：“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2] 当时康熙帝雅好西学，对这些传教士礼敬有加，他们得以全面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如张诚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并且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担任通译，他和徐日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终为两国采纳；[3] 1709—1717年，白晋和后期到达的雷孝思、费隐等人，用近代科学仪器勘测绘制了27幅中国地图，在中国出版后，又于1730年在欧洲印刷，从此，中国在欧洲不再是一块“隐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们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全面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1712年殷弘绪写的信中，便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步骤，1726—1727年，他在另外几封信中专门又介绍了中国发明的种痘方法以及用通草制作人造花果的技术。[4]

许多传教士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据统计，17、18世纪耶稣会士共著成与有关中国的作品723件，其中以法国为最多。[5] 儒学方面，1662年郭纳爵出版《中国科学提要》，是《论语》和《大学》的合译本；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据信，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受到此书的影响。沃尔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结果引起旧派反对，被当局勒令在48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绞死。此事遂成为德国学界的一大公案，是非争论达20余年，结果搞得沃尔夫名利双收，中国儒学名声大噪。

杜赫德的两部书使法国对中国文化的介绍风潮达到高峰。1710年前后，他被任命为整理耶稣会士信函的负责人，那些分散的中国来信汇总在他手里，他利用这一条件，继续以“有益而有趣的书简”之名发行这些来自中国的“即时通讯”。这些通讯发行前后历时74年之久（1702—1776），后来编辑成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735年，杜赫德划时代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出版，旋即轰动欧洲，几年内法文本出版三次，英文本两次，而且还有俄译本和德译本。当时法国一门新的学问——“汉学”刚刚诞生。

耶稣会士描绘的关于中国光辉灿烂的图景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十八世纪是一个“中国世纪”，在当时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曾有一个时期，“（法国许多家庭）所有的壁炉上面都摆满了中国的瓷人。”即便现在，很多有文化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18世纪的中国镜像上面。

伏尔泰主张“全面华化”

1747年，一位作家写道，“伏尔泰追随杜赫德，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是没有比之更好的向导了”。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作诗赞美云：

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4] 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赞美有加，而且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甚至对当时引起广泛争议的雍正“锁国禁教”政策，伏尔泰也予以同情。伏尔泰反对基督教甚为激烈，有破有立，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之论。孔子的儒学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而得到伏尔泰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伏尔泰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像这样的言论在97卷《伏尔泰全集》中几乎俯仰皆是。